余英時: 鮑彤《透視中共》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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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6日訊】 鮑彤先生這一篇《透視中共》是深刻的反思之作，在中共大肆慶祝它建黨八十年的前夕，特別值得關心前途的人細心一讀。這篇文章基本上採取了歷史回顧的方式，但並不是平鋪直敍，而是選擇了幾個最具關鍵性的重點作透徹的分析。我是一個學歷史的人，讓我從史學角度對此文作一些概括的提示，以爲讀者研讀之一助。
首先，每一個寫史或論史者都必有他特定的“視域”。所謂“視域”即是作者在它特有的時空交叉點上所能看得到的範圍。鮑先生的“視域”有其獨特的重要性。我不認識作者，但是我知道他在趙紫陽主政時期曾經在中共的權力核心擔任過重要的工作，一直在積極地推動著“體制改革”的計劃。他也因此而長期入獄。這一經歷決定了他的“視域”。具有這個“視域”的人雖然不止他一人，然而能徹底反思、洞見癥結、最後更有極大的勇氣形諸文字的則少而又少。以二十世紀全世界共產黨史而言，中國的陳獨秀和南斯拉夫的吉拉斯是我所能想到的兩個最著名的先例。前者的《最後見解》和後者的《新階段》同是這一段歷史上最珍貴的文獻。鮑先生此文正可與上述二書先後比美。和陳、吉兩人一樣，鮑先生也曾一度全力獻身於共産主義革命，最後則看清了共產黨的真面目。入乎其內而又能出乎其外，這一歷史視域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
其次，這篇《透視中共》的最大貢獻之一是打破了八十年來有關中共的一切神話。打破神話便是西方史學家所說的“解構”。其實我們並不需乞援於西方的觀念。中國人早就有“打穿後壁”的說法。一個外表輝煌的房屋是很能眩惑人的，但是我們如果真想知道這所房屋裏面的真實狀況，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打穿”它的“後壁”。這樣一來，房主便來不及隱藏它的本來面目了。“中共是個什麽黨？”“它的‘綱領’有什麽作用？”它“實行的是什麽制度？”關於這些關鍵性的大問題，中共自開始到今天都在不斷編造著種種美麗動人的神話。在《透視中共》一文中，作者都一一“打穿”了它們的“後壁”，再也無所遁形。第六節論“中共的目的在於政權”，作者開宗明義便寫下了一段驚心動魄的話。他說：“什麽是中共的目的？政權是它的目的。政權不在自己手裏的時候，它爲奪取而鬥爭，一切爲了奪取政權，．．．政權到手之後，它爲永遠牢牢抓住政權而鬥爭．．．。永遠牢牢抓住政權，是它綱領背後的綱領，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這才真是“打穿後壁”的一針見血之言。我過去也有過類似的觀察，我也常說：在中共眼中，“失去政權”和“世界毀滅”是完全相等的。但是這句話由鮑先生筆下寫出來，其分量便截然不同，因爲他的“視域”，不是我們這些門外漢所能有的。
最後，讓我再介紹此文關於“民主綱領”的“透視”。作者指出，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共同綱領”是“民主綱領，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綱領。”這一論斷是完全符合當時歷史實際的。我和作者一樣，曾親睹抗戰勝利後中國天翻地覆的一段歷史。中共奪取政權的成功主要並不在戰場上，而在民心向背上。但當時代表“民心”的主要還是知識份子，包括所謂“民主人士”和青年學生。即使是毛澤東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第二戰場”的巨大威力。這個“第二戰場”便是各大城市的洶湧學潮。我也是當時的一個大學生，最喜歡閱讀的刊物便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我們那時候向往的是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中國，決不是史達林體制的共產黨專政。當時除了共產黨和它潛伏在城市的地下黨員外，所有“民主人士”和一般知識份子在政治上都是極其天真幼稚的。他們不可能想象世界上會存在著共產黨一套“統戰”的騙術。鮑先生很惋惜所謂政協的“共同綱領”完全沒有實踐的機會。事實上，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共同綱領”的所謂“通過”依然是“統戰”騙術的繼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當時一定在暗笑。早在政協前幾個月，毛澤東不是已經發表了他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了嗎？
在結束這篇介紹短文之前，我必須補上一筆：我十分同情鮑先生關於“政治改革”的期待。但是我不能不同時指出：期待“極權政治”自動進行“民主改革”恐怕比“與虎謀皮”還要困難。我曾說過，八十年代初鄧小平所謂“改革”可以總結爲八個字：“經濟放鬆，政治加緊”。鄧小平當時之所以提出“政治改革”的字樣，是針對著向黨內“凡是派”奪權而發的。所以這一輪奪權成功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封閉西單“民主牆”。胡耀邦、趙紫陽當時或是想假戲真做，或是會錯了意，終於演成“六四”的悲劇。鮑先生曾爲此付出沈重的代價，自然不可能不體會到其中三昧。上述八個字至今仍是中共的最高“綱領”，不但我看不出有任何改變的迹象，鮑先生也同樣未曾見到。他所看到的則恰恰是“有人信誓旦旦，發出相反的信號。”如果說我和鮑先生的看法有不盡一致之處，那是關於“東方”“西方”的分別。“中國決不搞西方式的東西”是一句低能的騙詞。“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極權政治”等正是不折不扣的“西方”現代産品。中國傳統的帝王專制最多不過爲極權政治提供了移花接木的方便，這兩者的性質畢竟相去太遠，正象列寧、史達林不能視爲俄國沙皇的繼承者一樣。根據同一道理，我們也決不能說墨索里尼是羅馬愷撒大帝的傳人，或希特勒是普魯士皇帝的後身。這是研究歷史的人必須避免的範疇錯置。
──原載《信報》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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