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老運動員如是說：“六四” 預訂了共產党必然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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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5日訊】 用什么立場來評价“六四”，得出的結論不會是一樣的，對人的作用也不會是一樣的。在坦克裝甲壓碾肉身后，“六四”事敗，陷于恐怖，民運分子潮水般涌出海外。受著“六四”余熱的鼓勵，大家都斷言中共的气數已盡，苟延不了几天啦，誰知這口殘气竟喘了十二年，眼下還在喘著，游子不見歸期，讓人好沮喪。而海外的民主力量也几經淘洗，從气勢上看是大不知從前了，与那浩大的陣勢一比，不免讓人寒酸。前几天，日內瓦那三條腳的椅子下，法輪功的陣營真有點气壯山河的架式，而民運人士三、二十人，連標語牌都分不完。一位在場的民運驍將說：看人家法輪功，自掏路費，從世界各地聚集日內瓦，真是呼著風、喚著雨，咱們倒好，給出路費還請不來，好像去年參加“千腦”會議，場面也是這樣。對此，國際社會也微詞多多，怎么來看待這個現狀呢？值得各界研究。
如果把“六四”看成中國內部的事件，就割斷了它与人類的聯系，掩飾了它的人性本質，看不到它的成功一面和人類歷史的意義，讓人失望。因為中國是地球上的一塊，中國人是人類中的組成部份，在當代條件下，地球本身成了人活動的唯一場所，在人類之中，已經無法形成已往的封閉，因而孤立出一個部份來看問題的立場，事實上已經是失敗的。因此，本文主張用地球的范圍，以人類的本質為出發點來研究中國的“六四”，這是最普遍的原則了。應用普遍有效性原則与應用直觀有效性原則來看同一事件，得出的結論有天壤之別。
一、“六四”的本質是人類史的、世界史的
這一結論有兩個理由來支持，其一是從人的類本質得出的。其二是這個進程橫跨的地域和它完成的歷史任務表達的本質。
不必討論人類的本質是什么，只問，中國人是不是人類成員吧？如果是，那么中國人能不能在人類本性以外服從自己的一种特殊本性？如果哪一國家，哪一民族能有特殊本性，那就不是人類成員而是別一物种了。因為人類只有一個本質所以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其生命的實現活動也必定只遵守一個原則：即服從本質。像“万有引力”一樣，它的原則有效于宇宙間一切物質。在人類中，价值觀當然地只有一個。价值觀是什么？价值觀不就是類本質從理性里的通過嗎？也可以說成人的后天理性服從類本質而對自己的占有嗎？本質只有一個，而且是絕對無差別的。那么，被本質規定出的后果怎么會是多元的、多極的呢？中國人与其他國家的人是同一個本質，也就是，都只遵循著實現生命、占有生命、享受生命這個唯一的原則存在的。因而哪一國家內的社會原則反映人的本質，那么那里的社會便有生气，便健康，社會秩序便安全；如果哪里出現了重大的社會矛盾，罪過永遠在社會一方，因為社會是人的造物，它并沒有天命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由它的原因──大自然，在創造它時同步地賦予了的，不能用人力將之削除，人非服從它不可。就必然与社會企圖加給人的原則處在尖銳的對立中，不管學生背后是一小撮還是一大堆，也不管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還是別的什么分子，只要他是人，那么，它服從的便是人的本性。鄧小平、李先念、王震、李鵬他們那一大堆的定性也比不上這一句：他們是不是人？是人便有本性，便服從本性。在社會問題上，矛盾的焦點永遠是社會原則不反映人的本性，因而，“六四”的本質是：中國人要服從自己的人類本性，与共產主義原則不許人服從本性，而讓人服從它的外加原則引起的沖突。
江澤民、李鵬、錢其琛們在國際場合里說：“國情不同、歷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來做他們殺人的理由，請務必記住，這些不同的本質還只是社會原則的不同，不同的不是人的本質，社會原則又不是人服從的本質，它們同不同，怎么管得了自然創造的人呢？相反，正是自然創造的人的本質應是社會原則的標准。
“六四”的訴求是反，可這只是現象，不是本質，為什么釀成腐敗，這才是本質。自然所賦予的公平性在社會那里被取消了，人的生命實現得不到公平均等的机會，中共政權的總原則就是腐敗的症結。這依舊是人的類本質与社會原則不相一致造成的后果。因此說，“六四”是人的類本質規定出的結果。
第二點是，“六四”表述的訴求，不只發生在中國，還在東歐、在蘇聯，這是在一個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歷史不同、風俗不同的廣大地區的同一過程。這個事實有力地否定了江澤民的“國情不同”的狡辨。連說的話都不同，可要求相同！要求是什么？要求就是對本質的服從。還有一個相同的方面：即都是共產党執政的國家，這更進一步證明，“六四”所代表的進程，是人類的類本質与共產党党性間的矛盾，這個定義設在國界，只要符合一個條件便必然發生：只要是共產党執政的地方。
“六四”是發生在中國境內，但同時也是這些國家共同性質的表現。波蘭的工人運動、東德國柏林牆問題、匈牙利的民眾反抗、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還有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都是這一進程的一些環節。兩位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趙紫陽，在不同的國家，說不同的話，卻做了相同的事。這又證明了“六四”屬于人類，而非一個國家之內的。兩位總書記的行為說明：“什么不同”也不足以抵消人的本質相同。
第三點是“六四”代表的方向，不僅發生在几乎全部共產党國家，而且各國發生的事件是彼此呼應，相互支持著的，很可能在各國的民主力量之間并不發生自覺的聯系，但每一國的事件都及時地影響他國的進程。這是因為，在這廣大的地區，這复雜的民族那里，為同一個共同的本性所驅動，因而是同一個訴求，它們面對的是同一個敵人，即共產主義文化，因而是同一個進程的不同環節、不同階段、不同的局部。
中國的“六四”是這一种過程的宗源階段，它起到了呼喚和帶動的作用，又提供經驗、指出方向、擴大進程的范圍，它向世界人民宣布：人類真理只有一個，那就是由個體自主地實現生命、享受生命，它證明了人類是按照同一個方向進化的。它也向共產主義世界的人民召喚：共產主義不适合人類生存，因而從根本上指出共產党從人類中滅亡的必然性。中國人民代表人類的埋葬共產主義幽靈付出了重大的犧牲，正是這一犧牲促成了東歐的巨變和蘇聯的解體，世界共產主義的大半壁已瓦解成了垃圾。
在蘇聯解體后的人民，還有東歐的人民，不應忘記中國人民作出的這种可貴貢獻；沉浸在統一后的德國人民也有義務想想為這一進程開基鋪路的中國人民。
沒有“六四”，則不會有如此順利的東歐轉型。
沒有“六四”，冷戰的結束也不會如此迅速、如此順利。
沒有“六四”，世界新格局不會真空。
這是它的世界意義，那么在國內呢？
“六四”喚醒了國人；“六四”使共產党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
“六四”從根本上動搖了共產党的統治，使共產党從統治地位淪為“窮于應付”的地位。
“六四”使共產党走上未日，共產党失卻了民眾的共認性，江澤民失去了党內的認性。
二、今天，中國民主進程的形勢
從現象上看，中國民運是處在低潮冰點。有人甚至說，民族遺忘，其實這不是本質的。那是一場机槍掃向人群的鎮壓，任何靈魂都要在這樣的血腥面前惊呆。民族理性的复蘇与整合需要周期，從那种恐怖中恢复知覺，也不是很簡單的事。至于“六四”提出的歷史任務的完成，是更為艱巨的了。可以說，“六四”使共產党失去了合法性。但是從合法性的喪失到公認性的喪失還需要過渡。而且民主進程從內容到形式都要發生變化，且這些變化不是人憑空想像的，是歷史自己的規律規定的。
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么它的壽終正寢也不可能是三天兩早上的事，中國共產帝國的形成比蘇聯晚了三十多年，中國的持不同政見也晚于蘇聯十几年，但否定共產主義的全民起義中國最早，成為埋葬共產主義的里程碑。
從毛老人死后到八九年，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斗爭一直是上升的趨勢，雖說中共也是一二再地打擊、鎮壓，但其走勢還是一浪高過一浪。但“par六四”后，從現象上看卻是低潮的走勢，給人的感覺有一蹶不振的樣子。我認為這不是本質，這是民主進程階段上的必然性。“六四”之前，表現的人性是的自發行為，因而群眾運動形式是适合的，但“六四”那是坦克碾過人身，子彈掃向人群的恐怖場面，它造成的精神創傷的愈合不是短時的，而且“六四”鎮壓也意味著那种群眾形式要向新形式的尋求。這十几年的低潮走勢，倒不如看成是新形式的培育選擇過程更為貼當。請想一想，有的行為被指責為冒險、激進，說他們不管國內人士的安全；有的行為則又被看成溫情、獻媚。這證明，沒有恰當的形式，甚至可以這樣說，現階段中國民主進程的本質就是個形式問題，形式成了進程的內容本身。
如果說，“六四”是一次偉大的斗爭，那么今天更适合的方式應是什么呢？斗爭主要是對象間的聯系，是對外的。今后的形式能不能是理性批評的呢？其實，無論是民主的訴求還是共產党的專制都是對智慧的使用。理性是人類共同的能力，共產党為什么要專制，為什么要鎮壓，也一定要通過思維表現出來，它們的罪過也必定有相應的理性表達式。比如《天安門密件》中“八老”那些話，趙紫陽、胡啟立、李端環那些話表達的則是另一理性，其實，爭取民主也是理性的運用。同為理性，為什么會有如此的懸殊？黎安友教授提出了“普遍主義与相對主義”的問題，就是理性批判的范例。從斗爭的時代進入理性的時代，也就是向著成熟的前進。斗爭，總體地說是實踐的，碰上了問題，非要解決它不可，往往是使用歸納。理性，是把實踐的事件當成被思考的材料，立場是分折的，結論不是任意加上去的。它原本就被包含在材料里，只是不清楚。我們通過份析將它抽象出來。這樣，它的作用是澄明，不只是對著對象的。它的有效性所關是，凡這一理性范圍內的，它澄明的可能是民族理性，是理性階段的上升。共產主義社會，是非理性的，非批判的。它用那“四個基本原則”限制了公民理性的使用，這四個原則也是由人類理性的存在形式：概念、判斷組成的，但卻成不了被認識的對象，像中世紀的神學之對于哲學，思維雖在發生，但它只被用來證明神學的可靠，理性不能對著神學展開，因此，理性這個概念的本身所含意義是批判的開放性，沒有不受到理性認識的東西。
從斗爭形式轉入到理性的形式，這既是進化的要求，也是任務本身的要求。
法輪功几經摧殘，卻活力百增，大家對其表示出不能理解，其實就是它的理念是非批判的，只有一個，只服從一個。民運卻是活躍的、批判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立場上來要求民主，很可能滿足這些要求的功能也可以不必是同一的，可以用這一原則法認識“六四”，從各自的原則上去爭取可以各作解釋的民主，當沒有或不再是一個可以概括各個獨立要求的理念時，爭取者便只能暫時蟄伏。是不是該思考用什么樣的形式才有可能重新在較大的可能上反映進程的本質呢？是不是可以說，那就是踏踏實實地批判，只有批判才可以不僅是破，而且也是立，才是新理性、新精神的形成過程。
我想，共產党垮台不垮台，早已由“六四”預訂了。
今后的任務倒是：中國的何去何從？垮台一到來，各种矛盾失去控制地爆發，一個無序的“中國熵”將使中國自己，使全世界都負載不起，所以，眼下要清理中國到底潛在著哪些矛盾，能不能將之納入一個理念之下，使各种訴求都得到反映。
要建立起各方接受的民主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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