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誰來抓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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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日訊】—微觀機制再構造,這個問題是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們提出來的,時至今日仍然是經濟改革與發展面臨著的最關鍵問題。不僅如此,在信譽、敬業、修、齊、治、平等等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被十幾年“商品拜物教”的熏陶徹底摧毀之後的今天，微觀機制的再構造顯得越發困難了。因爲不論是加強監督和約束機制還是改善激勵機制，正如許小年在這裏指出的，使改革者的全部努力收效甚微的，是深植于社會成員文化與心理層面的“信任危機”。這一危機，通過“劣幣驅逐良幣”的機制，迫使大多數社會成員將自己的行爲“短期化”。
—-也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始終不得不強調以“憲制改革”來保護私人財産權利，從而使每一個社會成員變爲或有儘量平等的機會變爲“有産者”。有恒産者,有恒心。又正如許小年在這裏指出的,即便在成熟市場經濟裏,在美國那樣的發達私有制度的社會裏,也仍然存在著“出資人對管理層的監控與誘導”問題。
—-産權改革與管理體制變革二者都不是目的，但它們是實現一個有效率的和具有可接受公正性的經濟社會的必要手段。我們看到,當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也即普通有産者佔據了社會主流地位時，例如在美國、德國和瑞士，經濟行爲的“短期化”現象就受到壓抑，經濟運行的宏觀環境就傾向於穩定，法律受到普遍的尊重，社會成員的基本政治與經濟權利得以維繫，從而社會得以比較滿意地處理“正義”與“效率”這兩個根本問題。反之,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在一場社會運動中失去的只是鎖鏈,那麽這個社會就面臨著動蕩、信譽危機和普遍的短期行爲。在這樣的意義下，我認爲産權改革是把中國社會提升到成熟市場社會的關鍵環節。
—-我們提倡微觀機制的再構造已經很多年了,並且我們始終認爲體制改革的成敗是中國經濟發展生死攸關的問題。每次提及這一方面的困難,我總想到張維迎說過的一句話:看一個社會是不是有希望,關鍵不在於那裏小偷數量的多少,也不在於那裏有多少警察在抓小偷,而在於那裏的居民是否有積極性抓小偷。換句話說,“誰來抓小偷?”這是個問題。這個問題對中國經濟發展而言就等價于哈姆雷特的:“活著還是死去?這是個問題”。
—-當我們鼓吹“改進監督管理”的時候,這個問題詢問:誰，有何動機來改進監督管理?當我們鼓吹“加強激勵機制”的時候，這個問題詢問：誰，有何動機來加強激勵機制？當我們要深化改革從而走出經濟衰退的陰影時，這個問題詢問：誰，有何動機來深化改革？
—-如果我們不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改革就只能引出許小年在這裏描述的結果，我們就只能陷入“人人當小偷,有錢大家拿”的困境。你說要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嗎?保險公司只顧眼前推銷保險和現金收入，不考慮風險管理和未來支付；你說要建立獨立審計體系嗎？審計與企業串通一氣，坑騙股東：你說要建立“管理人才市場”嗎？評價人才的人可以收取“好處”，賣官鬻爵；你說要按照“公司法”對企業進行公司化改組？董事會可以有無數渠道進行“不正當交易”，損害小股東利益；你或許說政府機構可以監督董事會？可是歸根結底還是那個問題：誰，有何動機來監督？
—-成熟市場社會已經積累的市場經驗，如吳敬璉反復說過的，是人類最可寶貴的實踐成果。我們固然可以而且應當在自己的實踐中有所創新，有所思考，從而提出自己的理論。但是,我們務必警惕不要陷入哈耶克所說的“建構理性”的陷阱，務必不能忘記實踐永遠高於理論。在我看來,由成熟市場社會提供給我們的經驗已經大致指出了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即:(1)以憲法形式保障私人財産權利；(2)以獨立的公衆輿論來揭露和批判私人資本的。
—-一個社會之所以有希望,之所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不是因爲警察很多,而是因爲每一個人都有積極性去抓小偷。
──原載《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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