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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7日訊】 此文是應《東方》雜志之約，為紀念文革三十周年所寫的一篇個人回顧。放 在這里，可以作為我早年的一份思想簡歷。
我父死于文革（文革后的術語稱為“迫害致死”），那年我十五歲。后來人 們所歷數的文革之苦，大部分我都親身嘗受，因此我從文革得到了什么，肯定不 是當年的造反派、軍宣隊者可能仍在怀念的既得利益。我之所以寫這個題目，一 是覺得不差在已有的眾多控訴之上，再加一份我個人的抱怨；還有一點，是因為 我的确有這樣的感覺—我從文革所得，抵得過我在文革所失。
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文革，我現在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無法斷言和具體 描繪，不過肯定跟現在很不同。文革前我上小學，曾在大街上尾隨著求一老婦讓 我幫她提包袱，因為老師教導我們要象雷鋒那樣扶老攜幼。當時我不理解老太太 為何把包袱換到遠离我的那只手上，而且對我想做“好人好事”的愿望百倍警惕 。文革前我曾激動万分地為中國爆炸了原子彈歡呼雀躍，因為原子彈可以成百万 地殺死“美帝”和“蘇修”.那時我還秉承老師的意志在班里開展“思想整風”（ 我是班干部），因為有女同學議論哪個男生長得好看。我們那時在解放軍士兵的 親自指導下每天苦練“殺敵本領”，卻曾被几個“小野孩”（當時對干部子女寄 宿學校大牆外的孩子統做此稱）打得上百人不敢還手總之，那時我是父母的 好寶貝，老師的好學生，毛主席的好孩子，還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文化 大革命”開始時我十三。面對現在十三歲的孩子，我無法想象那時的我怎么會去 走南闖北“大串聯”，僅剩自己一人時還繼續在全國轉了一個多月。記得第一次 “大辯論”我敗下了陣，原因是一個內蒙紅衛兵宣稱要撕下我的“資產階級遮羞 布”，我不懂“遮羞布”為何物而無言以對。第一次撒傳單是在上海街頭，當我 把晝夜刻制出來的傳單按照預想多次的姿勢拋向空中，卻因為傳單揣得卷了角如 一塊磚頭落地，人群中竄出另一紅衛兵一把搶去撒了個滿天開花—他那瀟洒雄 姿至今猶在我眼前。不久，我已能在叮當作響的有軌電車上把大團傳單乘風撒向 街頭人群，感覺自己象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有時還會在“大世界”樓頂一張 一張向下扔，逗下面的人們爭搶取樂。
文革使我領著弟弟獨立生活，在父母皆被關押的歲月，學會以偷填充飢腹， 有時連一塊取暖的煤都得靠偷才能得到。我們學會了用自制鐵鉤“釣”垃圾箱旁 出沒的野狗，吃掉它們本來就很瘦的身體，再讓它們身上的跳蚤吃我們。我跟很 多被稱為“流氓”的人打交道，也從自己被冠上這樣的稱號而改變過去對“流氓 ”的看法。我那時莫名其妙地喜歡一本黃山風景畫冊，并且策划過一次最終未成 行的黃山之游—計划在進山時砍倒“迎客松”，出山時砍倒“送客松”，再把 那張最美的“石猴觀海”照片中的石猴掀到山底下去。我還養了一條蛇，經常把 它系在脖子上當領帶。有時用黃磷在臉上抹出會在黑暗中發光的條紋斑點，夜晚 出門游蕩。
但是那時我寫詩，我讀完了父母所有沒被造反派抄走的藏書。在寂靜深夜用 自制的天文望遠鏡凝望星空，從月球環型山或土星光環中產生跨越時空的遐想。 我畫油畫，拉小提琴，不經任何訓練，直接“創作”，只是想畫出心里那在宇宙 深處璀璨閃耀的天堂，听到內心那讓我坐立不安的飄渺在天際的音籟，表達那讓 人如醉如痴的詩意。我不否認那是一個文化絕對荒蕪的年代，可那時對美的敏感 、渴望和吸收也是前所未有。似乎所有審美神經都血淋淋地剝离出來，任何一點 輕微的触動都能引起顫栗。當我們全家被弄到一個沒有電的村庄，為了能夠听家 里劫后余生的几張“老貝”（貝多芬）和“老柴”（柴科夫斯基）的唱片，我那 巧手的弟弟把半導體收音机改成電唱机的拾音器，而老式唱机每分鐘三十三又二 分之一的轉速，是靠我們用手指頭驅動！我和我弟輪班，一人轉一人听，最后几 乎練到准确的程度，竟能在轉動中產生是自己指揮莫斯科交響樂團的感覺！
那時盼望和蘇聯開戰，理由之一是可以到莫斯科去搶唱片—當年能听到的 好唱片几乎都來自蘇聯。我認識的同代人中，一多半都認為自己將來會是拿破侖 或列宁，至少也能當國家總理。為了胜任未來將要充當的角色，我們生吞活剝地 讀一切可能有用的書，通宵達旦地討論世界革命、國際政治和未來戰爭。我那時 跟毛澤東的作息時間差不多，早上睡覺，傍晚起床，夜晚活動。夜晚适合偷東西 ，适合看星空，适合在曠野拉提琴，适合在北風呼嘯聲中圍著火爐講故事。那時 沒有歌星影星，少男少女們的話題是普希金、托爾斯泰、雨果、杰克倫敦 還有基督山伯爵和梅花党。
我那時住在東北長春，口袋里有二元錢就敢上北京，從不買票。下鄉以后， 更是把全國火車都視為理所當然免費。我認識一群插隊到長白山的知青，他們沒 有用國家發的安家費蓋房子，而是買了獵槍、魚网、小船、冰車和雪盲眼鏡，養 了二十多條狗加上一百多只鴿子。那個“集體戶”是當時我認為全世界最好玩的 地方。那里的皚皚白雪和寂靜山林讓我永生難忘。
后來我一個人在東北丘陵地帶的一個小村庄生活了兩年。我成了生產隊的干 部，學會了所有農活。我那時開始渴望“改造世界觀”，擺脫渺小的個人不幸， 与過去的頹廢徹底決裂。我體會到了宗教的境界。記得一次凝視毛澤東的畫像， 竟能在入定后流水般地滲入像中，与毛澤東溶在一起，化作圣體之內的一個分子 。那一刻大徹大悟的感覺使我內心充滿光明和感動。為了對“皈依”的堅定進行 證實，追肥時哪怕清楚地看見沒漚好的新鮮人糞，我也一定要堅定地抓在手中， 象抓住了革命，捏得人糞從指縫溢出—連貧下中農都不會那樣干啊。
插隊四年的時光，我吃了不少貧下中農的飯，听他們講祖祖輩輩的故事，和 他們的女儿眉來眼去，品嘗他們平凡生活中的甜酸苦辣。“中國”兩個字的概念 ，從此在我心中展現的首先是中國的農村和農民。沒有那一段時光，也許我現在 –甚至終生—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國。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我上了“工農兵大學”.那是中國教育史上倍受奚 落的一段，對我卻恰到好處，使我至今仍慶幸生逢其時遇上了“毛主席的教育革 命”.沒有作業，從不考試。我學的專業是汽車設計，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宣稱上了 一個“政治體育汽車系”.每天有三分之一時間泡在運動場。還有三分之一時間是 政治學習，那是躲不掉的，卻也不象現在想得那樣可怕。在表面的千篇一律和陳 詞濫調之下，反叛者的靈魂一樣可以存在，百年不斷的“中國向何處去”的探索 同樣可以進行。我那時讀了許多“馬列主義”著作，不是裝樣子，是真正如飢似 渴。我用那些書批判現實，又從現實對那些書產生質疑。“工農兵大學”特有的 “開門辦學”使我的大學生活三分之一是在各地的工礦企業，旅行于大江南北， 從而能一直清晰地感受時代脈搏。我感謝那些時光。至今我最重要的思想，仍是 那時植下的根基。
与我的同齡人聚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總是在回憶中占有最多的位置。文 革之前和之后，往往几句話就能帶過，紅衛兵年代和上山下鄉的歲月卻似乎總也 談不完。也許這不能說明什么，每一代人都珍惜自己的青春，五十年代的青年不 也照樣贊美其“青春万歲”，然而“文化大革命”畢竟隆起了一道分水岭。“文 化大革命”的青春是無所依靠的，是從原本緊密結合為一體的社會逐步疏离的過 程，是在最不自由中獲得充分自由的過程，是在人格扭曲中得到延伸和舒展的過 程，是暗無天日中确确實實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文化大革命”使我認識了太 多的不義、背叛和邪惡，使我從此冷漠，從此不再會哭。“文化大革命”讓我目 睹太多的死亡，心也變得殘忍。“文化大革命”展現的起落沉浮和福禍相依讓人 從此寵辱不惊。
從“文化大革命”宣稱的要讓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而言，“文化大革命 ”應該說實現了它的目標。既然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會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 的人，也就清楚地說明了那“革命”對我的作用。然而靈魂的革命并非按照既定 程序，革命的結果也許會与初始的“設計”背道而馳。以“混沌”觀點來看，當 變量多到一定程度，系統就會在高度复雜性中產生不可預測的走向，從而脫离主 觀控制，使結果与既定目標偏离。几年前轟動一時的美國電影《侏羅紀公園》正 是演了這樣一個故事—資本家的金錢与科學家的智慧結合，利用遺傳工程复制 出了絕种上千万年的恐龍，并且在一座封閉的海島上建起名為“侏羅紀公園”的 恐龍觀光地。一切可能出現的問題都在考慮之中，管理的“科學”和嚴密無可挑 剔。然而恐龍最終還是在一連串“意外”事故中逃出了人的控制，并且對制造出 它們的人發動了殘酷攻擊。“科學”在那時則變得完全無能為力。
相對于“侏羅紀公園”，囊括了數億人的“文化大革命”無論從變量數目還 是還是從复雜性上都超出千万倍，結果的不可預測和不可控就更成為必然。在看 那部《侏羅紀公園》時，我想到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只可能是那只被扔 進柵欄里喂恐龍的羊。“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一位有超凡想象力的詩人， 他想創造更為刺激、更有活力的奇觀—把羊變成恐龍！
他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也自信能把創造的恐龍關在籠子里。
記得七六年九月的那個下午，我和女友正躲在我們的小天地。當我听見初秋 滾滾天雷中傳來遠處的哀樂，立刻想到就是他—那位始作俑者撒手人寰。那時 我眼前熠熠生輝，女友也顯得格外漂亮。我迫不及待地起身，腦海翻舞紛紜迷亂 的五彩。
第一個念頭就是出去！
轉自 中青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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