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新疆追記》(3)：深入維吾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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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6日訊】
3、深入維吾爾人
1999年的元旦剛過，我先去寧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黃河漂流時和他認識（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過我的命），當時他是黃河上的水手，現在成了私營企業家。錢雖然掙了不少，然而總是懷念當年浪跡天涯的時光。聽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幫助，當然我也願意和他重溫在高原荒野以酒當歌的早年。於是我們約定在銀川匯合，開上他新買的一輛桑塔納2000上路。
我們在寧夏回族地區一路走村串鎮，看當年回民起義的戰場，參加開齋節禮拜，深入百姓人家，聽販毒者自述。進入甘肅，左宗棠的行軍大道在古長城和祁連山之間綿延不絕，走過古代那些聲名顯赫的郡城要塞，僅是那一個個地名都足以讓人沉浸於歷史。我們在橫掃的風雪中進入新疆，那裡冰天雪地，廣闊無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兩次是自己開車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區。不過以前隻是為旅行，沒帶任何研究目的。我們直奔烏魯木齊，住進市中心一家名叫“鴻春園”的旅館。我讓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烏魯木齊，成天奔波於政府部門、研究機關、出版社和書店，以“文學創作”的身份把凡是有關新疆的文字盡可能搞全──這是我此行的第一個目的。以後我將用幾個月時間在北京閱讀和消化那些材料，為夏天再來新疆實地採訪做準備。我此行的第二個目的是結交維吾爾族朋友。研究新疆問題，隻在漢人圈子裡打轉是一種荒謬，但這種荒謬正是目前研究新疆問題的現狀。進入維吾爾人的圈子，並不意味隻是和維吾爾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進入他們的心，對漢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難。
維吾爾人與漢人之間的相互敵視我早知道。雖然我數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卻從來沒有與維吾爾人打過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準備開車去維吾爾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漢人無不警告我維吾爾人兇險，漢人在那裡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為此專門去新疆軍區了解情況。接待我的軍官以非常強烈的口吻告誡，一輛車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則，即在維吾爾人聚居區不停車，不過夜，不接觸（這也正是軍區的人遵循的原則）。結果那次我放棄了去南疆，因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義還有什麼。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處民間時的感覺。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時不需要有擔心，他們親切友好，不會因為你是漢人而表現敵對。在新疆卻常有恐懼之心，漢人一般不敢單獨下鄉，不敢置身於維吾爾人中。當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傳聞誤導和夸張，屬於自我驚嚇。但的確也可以感受到維吾爾人對漢人的敵意。如在烏魯木齊的維族餐廳吃飯，隻要我離開一塊同往的維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時還會遇到挑舋。但是回到維族同伴身邊，立刻毫無問題。隻要一個維吾爾人向其他維吾爾人介紹“這是朋友”，他們個個都會變得溫和有禮，讓你放心。 這就是我必須結交維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計劃，準備夏天去南疆採訪，要進到維族百姓中間去，了解他們對新疆問題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闖是行不通的，必須有維族朋友引路。我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這裡。隻為收集資料，通過北京的渠道，不跑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維族朋友，則必須親自來，不是來採訪，是要喝酒、談心、取得他們的信任。
做到這一點不容易。維吾爾人對漢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問題上，他們為什麼要信任一個屬於壓迫民族的人，為什麼要告訴你他們的真實想法？為什麼要引你去見他們的親友？這樣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們接受，主要是《天葬》一書。他們認為應該幫助我寫出一本談新疆問題的《天葬》。一位維族朋友說，考托福填表時，表上列出的0-99個民族條目中竟然沒有維吾爾族，他隻能在“其他”一欄上打勾。由此他意識到，雖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萬人，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世界卻不知道，更不要說明白有新疆問題。
經過一系列的接觸、談話、餐廳和酒吧裡的徹夜長飲，我逐漸擴大朋友圈子──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柯爾克孜人。他們幫我計劃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譯、車輛等。有Q提供的資金支持，有這次布下的關系網，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個出類拔萃的研究，效率也會比寫《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漢人那裡，我卻找不到這種友情。雖然我動用了與新疆有關的所有資源，請各方面朋友給我介紹關系。但是到了新疆，卻發現人們多數表現冷漠，似乎疑慮重重，不願意沾惹是非，也不認為新疆的問題需要由我來搞。我隻接觸了其中的兩個人，而他們都和我後來發生的事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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