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專欄】張偉國：面子的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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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6日訊】 常說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夫子一生努力的目標就是要“克己復禮”﹐這裡所講的“禮”﹐實際上是社會進步的文明規範 。早在孔夫子生活的年代﹐中國社會的禮儀已經有了相當高的水準﹐她構成中國文化輝煌巔峰的一個重要內核。數千年來﹐儒家的“禮教”雖然是統治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是因為飽受戰亂的蹂躪﹐一次又一次的“禮樂崩毀”﹐在世風日下的社會環境中﹐禮儀已經蛻變成面子﹐“中華民族便成為一個愛面子的民族。”
按理說﹐愛面子也沒有什麼不好﹐面子不但可以使自己感覺良好﹐同時也可以令旁人身性愉悅，進而產生好感﹐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講﹐面子也是一種現代社會關係的潤滑劑。比較“毫不留情”的原始野蠻的生活方式﹐當然也是一種進步。問題是﹐講面子如果脫離了實際生活﹐為了面子而面子﹐甚至為面子可以不惜一切﹐這就會適得其反。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情形﹐有的人﹐為了體面﹐辦紅白喜事大講排場﹐結果欠了一屁股的債﹐這就叫“打腫臉充胖子”，上海人稱的“死要面子活受罪”。曾幾何時﹐這種行為模式漸漸地變成一種社會風氣﹐併逐漸地變成一種政府行為﹑政治行為……也許正好相反﹐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執政以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思維方式﹐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行為模式﹐長期以來嚴重的毒害了社會風氣﹐以致講面子變成了一種社會病﹐成為全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
這個毛病現在集中體現在北京的一系列申奧活動中﹕為了這個面子它可以給枯草噴上綠色﹔同樣的﹐它一邊宣稱自己處於有史以來人權狀況最好的時期﹐一邊大肆踐踏人權﹐拘捕異議人士﹐鎮壓﹐動用專政手段把大城市里沒有戶口的打工族遣送“回家”﹔它一邊宣稱申辦奧運不涉及政治﹐一邊卻給體育運動貼上“為國爭光”的政治標籤﹐利用國家機器把整個申辦過程最大限度的政治化了﹐不但封殺了對申辦奧運的所有不同意見﹐甚至把公開的反對者投進監獄﹑勞改營和精神病院。
為首的上海邦前些年曾經搞過所謂的“面子工程”﹔如今﹐申奧也成為中南海的面子工程了－－窮途末路的中共政權﹐實在太需要這麼一個大型國際活動來痲痺老百姓﹑以騙取合法性資源，延續其專制集權統治。在江澤民眼裡﹐面子就是政治﹐因此申辦奧運理所當然的就是最大的政治﹐為了這個目標﹐中國政府是可以不擇手段的。這中間就隱含了一個悖論﹕當這些不擇手段的行經被揭露出來的時候﹐恰恰使中共和江澤民大丟其面子。中南海當權者把面子看得高于一切﹐甚至不惜用最丟面子的手法來爭面子﹐結果卻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其實也是講面子的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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