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淦: 談談“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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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6日訊】 犯人也有良知。
影片《血戰台儿庄》中，有個鏡頭感人至深：中、日兩軍正在殊死血戰，中 國軍隊忽然于防區內發現了一座監獄，里面關著數十個犯人。軍隊的長官打 開獄門，對犯人們說：“听著，你們過去的一切，都一筆勾銷了。外面日本人正 在進攻，你們有种的，跟著我殺鬼子去！”犯人們一聲吶喊，沖出監獄，拿起武 器，向著日本侵略者英勇拼殺。
1998年洪水肆虐，筆者在本市慈善會看到一則簡報：市看守所 269名在押人 員捐款7,193.20元。据看守所指導員介紹，這些在押人員通過廣播、電視、報紙 了解到兄弟地區遭遇特大洪災，前方軍民正奮力抗洪，全國人民紛紛捐資相助的 情況后，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們在忏悔過去罪行的同時，也強烈地希望能為災 區人民做點什么，便紛紛從自己的生活費中擠出一點來，捐獻給災區。
上述兩例難道不足以說明，即使是犯人或“准犯人”（姑且用以稱呼“在押 人員”），也往往良知不泯嗎？
最近讀了兩篇回憶錄，更堅定了我的這种看法。 一篇是遇羅文先生的《我家》。他在回憶哥哥遇羅克的獄中生活時說：“在 監獄里，許多蠻不講理的小偷，橫行霸道的殺人犯，一听說他是遇羅克，馬上都 肅然起敬。因為，他是《出身論》的作者，是第一個站出來替這個時代被污辱、 被損害的‘賤民’作公開辯護的人！”
另一篇是茉莉的《人權之旅》。茉莉女士原系湖南邵陽師專的教師，1989年 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之后，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在 獄中，一個男重刑犯設法轉給她一只大雞腿；監子里的牢頭獄霸也經常用食物“ 孝敬”她—當然，當她知道這些“珍貴的貢品”是從其她犯人那儿搶來的時， 便拒絕接受。下面的回憶則更加感人：“大年初一天剛亮，我還朦朧睡意之中， 突然听見各監子依次齊聲高喊給我拜年：‘莫老師–，弟兄們祝你新年快樂！’”
既然犯人也有良知，看守人員就更應該將他們當“人”看待，有關部門就不 能容許虐待犯人、折磨犯人的現象存在。難道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將他們改造成遵 紀守法的公民、讓他們重新做人嗎？我想，一定不會有哪座監獄公然訂有“可以 折磨、虐待犯人”的監規，也一定有不少地方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或比較好；然而 不幸的是，仍有一些地方在這方面做得不太好或非常糟，仍然有不少犯人不得不 忍受著非人的折磨。
“有的看守缺少起碼的人道主義精神，越是夏天溫度高，越是借口沒有水， 不讓‘犯人’刷尿桶、洗臉、開窗戶。羅克想盡辦法和他們作對，結果被他們找 個借口給羅克戴上背銬。
“手銬在失去人性的人手里成了任意使用的刑具。獄卒動輒可以給一個人戴 上，尤其是那些不愛交待問題的‘頑固份子’。最厲害的是背銬，不僅給生活帶 來不便，也使人無法安睡，痛苦异常。”
“公安干警對付不听話的‘准犯人’，最常用的辦法是電棒、皮鞭、竹條伺 候。我剛去收審所時，一听見院子里傳來陣陣鞭笞聲，就心惊肉跳。 “最慘無人道的，是毒打精神病人。那些在外面瘋瘋顛顛犯了事端的精神病 人被收審時，往往要經過一個鑒別真假的過程。公安干警相信一打就能辨出真瘋 還是假瘋。凡是經過毒打仍然瘋態不改的人，可以不予追究，釋放出監。 “至于刑訊逼供，也是屢見不鮮。由于收審對象大部份是‘嫌疑份子’，公 安如抓不到證据、破不了案，气惱之下，對不肯交代或無可交代的被收審者便是 一番拳打腳踢。同監的女囚常有人在提審后頭破血流回監。”
上面兩段分別取自于遇羅文先生与茉莉女士的回憶。我宁愿相信他們是在“ 惡意誹謗”或“無中生有”。然而，不幸的是，理智告訴我，他們說的那些狀況， 不但當時曾真實地存在過，只怕現在也還繼續存在著—孤陋寡聞的我，從未看 到有關大牆內的狀況已全面改觀的報道，怎能不作此推想呢？
縱觀歷史，且不說當時的“犯人”往往被后人稱為“志士”，即使是真正十 惡不赦的罪犯，服刑期間也得尊重其人格。一個文明社會，怎能對犯人使用中世 紀的刑罰？ 犯人也是人，只有在“人”的環境中，他們才會反思、忏悔与接受改造，才 能使他們成為真正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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