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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1日訊】 接到一個俄國友人的來信，他的名字叫“德柳辛”，是一位漢學家，我們是一九四九年就認識了，已經很多年不見了。俄國的郵政有很深的問題，一封信常常一走就是幾個月，所以通信也不多，但是我們倆都知道彼此心裏關注的是什麽，他在這封信的開頭寫道：“我經常對自己提出的問題是，究竟到什麽時候中國和俄國才能找到一條真正光明的道路：知識份子對於兩國落到今天的這種田地究竟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我們這裏也象中國一樣很多人在爭論這個問題有人把十月革命以來的所有的災難多歸就於知識份子，另一些人則認爲問題在於人民本身，在於民族性格，就象魯迅和我們俄國的很多哲學家和作家所寫的那樣，德柳辛在信裏寫道：“俄國國內的一個情況和中國不同”。他說：“我們這裏有很多共產黨人他們傾向于東政教，有的傾向於法西斯，當然也有純粹跟共產黨無關的法西斯份子，崇拜希特勒的人，有保皇派認爲沙皇的後裔應該護衛，也有社會民族主義份子，史達林份子，還有各種派號的民族派，總之一些貨色應有盡有。”我們中國啦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那是因爲還沒有政策自由，幾十年來，我們看到前蘇聯和中國不同的方面比較多，而兩國相同的一面就看得少了，而不同的方面，又是蘇聯不如中國方面的看得多，比中國強的一面看得少，其實兩個國家相同和相似的地方還是很多的，德柳辛在信裏面就寫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甚至還學起中國改革經驗的結果，蘇聯改革的失敗，根本上是由於蘇聯黨內特權基層和保守力量抵抗和破壞而造成的。”我們中國又何常不是一樣呢，不然就不會發生“六四”大屠殺，而沒有“六四”的話，中國現在那就會大不一樣了，就會有更多的民主，改革不至於走上邪路，腐敗也不至於鬧成今天的這個樣子，我們兩國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是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而蘇聯沒有，這當然是中國的一個很大的不幸，但是文革大大的削弱了中囯共產黨，這才是改革成爲一個必然的趨勢，是黨內反改革勢力不象蘇聯那麽強大了，就這一點而言，這又成爲中國的一件幸事，問題是我們沒有能夠充分利用文革造成有利條件，沒有能夠動員廣大群衆形成一個強大的力量去制服保守派，後來又錯失了一九八九年的大好時機，這才落到今天這麽一種局面，我親自在信裏面寫過，解決中國問題離不開人民的大多數，德柳辛贊同我的想法，他寫道：我認爲你關於農民的看法是對的，因爲這是民族的基礎，很多事情將取決於他們採取什麽態度，單靠於學識和知識份子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制度的，而極端激進份子他們得不到人民的支援，也達不到民族派所爭取的目標，他最後寫道，說來令人難過，我們兩國的一個相識之處是官僚主義和腐敗都繁榮昌盛而誰又都不知道該怎麽樣去和這種邪惡作鬥爭，最糟糕是人民對它習以爲常了，並不怎麽在意這些事，我最近收到一本國內出版的俄羅斯歌曲集，它裏面的歌詞有中文的也有俄文的，這表明中國人對俄國人的文化興趣很高，我們估且仍然從俄國人那裏學到很多東西，俄國發生的事，無論是好事壞事，也許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事對我們都更富啓發性，一方面因爲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國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國情相近，同時兩國又都經歷了幾十年同樣的政治經濟制度，後來又有一個同樣堅難而痛苦改革歷史，而這最後一點呢，就是這個改革呢，現在都尚未完成，成敗未蔔，吉凶未蔔，所以不容我們掉以輕心。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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