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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9日訊】美國科學家科恩最近在《人類生殖》雜誌中，親口承認炮製出首批經基因改造(humangermlinegeneticmodification)的嬰兒，惹來了國際社會的抨擊，亦令人再次關注到科技倫理道德問題。在美國塔夫茨(Tufts)大學醫學院執教的素都(AnaM.Soto)及索南夏因(CarlosSonnenschein)在《國際先驅論壇報》撰文指出，科技不斷創新及發展，但對其進行規範的倫理道德卻遠遠滯後。兩人呼籲，應暫停研究和應用一些有潛在毀滅人類危險的科技。他們指出，成立一個有公信力、有遠見的全球性環境倫理民選組織刻不容緩﹗

據明報報導﹐現代科學誕生在四個世紀前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科學革命的目的是了解自然，並利用所獲得的知識為資助科學研究的贊助人服務，這些贊助人通常是歐洲各國的君主。

到了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期，規範管治的倫理思想發生了革命性轉變。啟蒙時代的哲學家推翻了君主對人民擁有絕對權力的傳統見解。

道德改革追不上科研發展

科學革命帶來一個充滿進步動力、能自我修正和不斷膨脹的知識體系。但是，應與科學革命一起並進的倫理道德改革卻步伐緩慢，以致漸漸滯後。當與人類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經濟發展現實相比，社會倫理演變的步伐更是特別慢。科技的進步，就像燎原的野火般燒遍全球，導致一個由科技革新帶來的道德爭議尚未解決，另一科技革新所掀起的波濤又已接踵而來。

科學應用的其中一個不良面，是對個人權利的侵犯。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容易，因為現行的法律體系已經能夠對這類侵權事件做出裁決。例如，保險公司和僱主不得搞基因歧視，拒絕給予在遺傳上可能較易有某種疾病的人提供投保或工作機會。

只見「小我」忽略「大我」

另一個科學應用的不良後果則涉及較宏觀的倫理道德層次﹕個人行為所帶來的後果累積起來，可能對全人類造成不可承受的影響。西方(特別是美國)排放大量溫室氣體令全球暖化是最明顯的例子。即使是守法的良民也可能會認為，他們有權自由耗用石油、電力，毋須考慮他們這樣做會對世上其他人造成什麼後果。這是因為我們並未有定出足夠的道德規範，去把個人與整體人類命運連結起來。

西方道德倫理善於將大問題分拆為許多小部件、小問題來加以分析、解決，但是卻往往忽視了最根本的大問題。我們很多時都無法準確預測一些重大科研革命會帶來甚麼長遠後果，只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每次當我們自以為能愚弄自然時，我們其實只是愚弄了自己。一些科研成果雖然能為一小撮人帶來短暫的好處，但長遠而言對人類整體的影響卻令人憂慮。

利潤先行代價沉重

高科技國家以工業化技術大規模生產農作品，已對國內小農戶以至發展中國家農民帶來嚴重威脅。而且，以肉碎餵飼牲畜等方法，更造成了瘋牛症。工業化的飼養方法以提高效率及降低成本為名，將牲畜關在不衛生的廄舍，結果產生出危害公眾健康的壞肉及污物。大家顯然忽略了，當初在實驗室研究以肉碎飼養牲畜以提高產量時，實驗用牲畜所居住的環境，比農場衛生得多。另外，毫無警惕地對人類及牲畜濫用抗生素，也導致了抗藥性致命病毒新變種的出現。以上所有的事例都是由於只看效率，結果令社會付上沉重代價。現在歐盟國家已經醒覺，對食物安全的關注，開始影響到這些國家的政治選舉。

我們雖然處身於一個全球化社會，但卻經常未能察覺到我們的行為，如何影響籲整個地球。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打破教條，開創了我們尋求科學真理的時代。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前，科學家都在沒有任何管制下進行各種研究。到了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及納粹德國的醫生以人體做實驗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才促使世界各國對以人類進行的實驗做出規範。其後，各國也開始對以動物進行的實驗作出管制。

危險實驗能毀滅人類

當代科技已到了全球性的層次，可影響全球人類及野生動物。太陽電腦公司(SunMicrosystems)的首席科學家喬伊便呼籲，科學家應暫停從事某些有毀滅人類潛力的研究工作。可惜的是，仍然沒有任何組織因應這些警告，採取防範措施。我們仍未發展出一套全球共識的倫理體系，建設出一套堅實的理論原則，去判斷什麼應為、什麼不應為。因此，我們呼籲﹕現在正是時候成立一個由環境倫理學者組成、經民主產生、具公信力的全球性組織，以全人類的長遠福祉為目的來審視新科技發展，並進行廣泛教育，使社會各界都了解科技潛在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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