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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7日訊】 日前偶爾讀到一則新聞:”針對台灣行政院新聞局長蘇正平嚴詞批評大陸新華社駐臺記者孫承斌﹑廖翊﹑趙衛等人﹐報導李登輝赴日與達賴來臺新聞處理不專業一事﹐廖翊24日指出﹐他們沒有報導台灣民眾歡迎達賴﹐是因為認為達賴訪臺是有政治目的﹐他們是愛國記者﹐在一個中國立場上有表達意願權利……”。我週身突起一層雞皮疙瘩。無他,皆因這”愛國”二字。

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他們不僅在政治與經濟制度上使用了一套最有利於控制人民的模式,而且在語言文字上也發明瞭一整套有助于統治的表達方式。如”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政治思想覺悟”,”又紅又專”,”黨的作風”,”黨紀國法”,”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抓革命促生產”,”階級鬥爭”,”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動亂分子”,”動亂精英”,”社會主義建設”,”穩定壓倒一切”,”講政治”,”講學習”,”革命化”,”勞動改造”,”封建迷信”,”自衛還擊”,”敵對勢力”,”反動勢力”,”反動邪教”,”愛國宗教”,”愛國思想”,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早已被人們所習慣使用的詞彙其實大多數或互相矛盾或詞不達意。例如”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自衛反擊”,”動亂精英”等是用兩個基本對立的概念合在一起,用來表達一種對他們來說不太光彩的事物。專制不好聽,於是弄出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獨裁見不得光,於是用”民主集中制”來表達;侵略不能講,於是來個”自衛還擊”;精英不好批,於是在前面加上”動亂”—-歷史上聽說過”知識精英”,”學術精英”,卻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動亂精英”一說。

有個成語叫”指鹿為馬”,意思是不辨是非。它是從這樣一個故事演變而來的:當年秦朝丞相趙高意欲測試文武百官對他是否絕對服從,於是將一隻鹿說成是馬,然後看有多少人睜眼說瞎話,跟他說這只鹿是馬,結果不跟說是馬的人統統被殺。如今中共使用的是類似的招數,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方式而已:他們說有一種動物叫”鹿馬”,於是人們必須跟著他們說”對對對”—-否則輕則以思想覺悟不高定性,重者勞動改造甚至槍斃。

還有一些說法是屬於語意不詳或語句不通。如講政治,講學習,革命化,愛國宗教,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思想覺悟,黨的作風,社會主義建設,精神污染,抓革命促生產等。至於”黨紀國法”,”又紅又專”,”反革命分子”,”階級鬥爭”,”穩定壓倒一切”,”勞動改造”,”封建迷信”,”敵對勢力”,”反動勢力”,”反動邪教”等則是赤裸裸地為維護專制統治而量身訂造的詞。”黨紀國法”之意是黨凌駕于國之上。”又紅又專”之意是效忠統治者是子民的首要準則。”反革命分子”與”階級鬥爭”是明確地昭告天下:他們是不能反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意思是,他們的統治地位不可動搖。這些用詞對於生活在大陸以外地區的華人來說顯得有點滑稽,但對於長期在大陸地區生活的人們來說卻早已習以為常,也不感到彆扭。

不過,我相信當人們讀到”愛國記者”四個字時,無論是海外華人,港臺人士,還是大陸人民都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反感。因為這一說法的確荒謬絕頂。從前中共為了統戰的需要,給僑居海外的華人戴上一頂”愛國僑胞”的帽子﹐在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團體前面加上”愛國”二字,如”天主教愛國委員會”,”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等,卻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給記者前面冠以”愛國”稱號。大家都知道,所謂”記者”既不是政府的宣傳隊員,也不應主動抱住政府的大腿不放。就象法庭上的書記員,既不能為了表示愛國而專挑自己需要的的記錄﹐更不能歪曲事實﹗因此,記者前面不應加上帶有個人感情色彩與政治含義的”愛國”等詞。否則,今天有人自稱”愛國記者”,明天就有人可能自稱”愛黨記者””愛江記者”(注:”江”指江澤民)。過去”愛國知識分子”,”愛國宗教人士”等已有奴化收買他人之嫌,而”愛國記者”則讓人感到是人的奴性發作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些新華社的記者確實不是一般的記者。他們中的相當一部份是帶有特殊使命的。舉世皆知過去香港新華社是一個從事情報與統戰工作的政府機構,其地位甚至高出新華總社。當然,他們要打著記者的名義偷偷地從事政治活動我們也無可奈何。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要堅決反對公開使用”愛國記者”的說法。中共的很多做法的確讓人不可理喻。他們既然連”愛國記者”都有了,為什麼卻唯獨沒有”愛國工人”,”愛國農民”的說法。莫非在他們眼裡這些工人農民低人一等,不配”愛國”二字?

－－轉載《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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