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 任不寐：在學校與瘋人院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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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1日訊】 馬玥出生在北京一個幸福溫暖的家庭，從小聰明伶俐。5歲那年，媽媽送她去學鋼琴。她樂感很好，可是手型常常不符合鋼琴老師的要求。嚴厲的老師常常呵斥她，還用鉛筆打她的小手。馬玥的悲慘命運就是從鋼琴教師的鉛筆開始的，她因此對老師充滿了恐懼。凡是跟老師聯繫在一起的東西，都讓她感到害怕。幼稚園和學校像噩夢一樣糾纏著她，她覺得那裏是專門給她製造痛苦的地方。讀一年級時，因爲治病耽誤了學習，成績落後了，老師和學生都把她看作傻子。二年級時，有一次給校長朗讀課文的機會。爲了洗刷傻子的稱號，她本想好好表現一下，早就將那篇課文讀得滾瓜爛熟。可她剛剛翻開書本，站在一旁的李老師當著她的面對校長說：“這孩子有點傻，可能腦子有問題。”這下馬玥真的給嚇傻了，她站在那裏腦子一片模糊。這時校長惱怒地呵斥道：“還愣著幹嗎，還不快讀？”馬玥極其痛苦地讀完了課文，滿含眼淚跑回家。第二個學期，擔任她的數學老師的，正是那位校長。馬玥害怕極了，似乎每時每刻都聽見老師呵斥說：“你是傻子！你是傻子！”
馬玥受盡歧視，她的父母也因此備感屈辱。父母的屈辱感常常變成拳頭落在馬玥的身上，然後又變成馬玥的眼淚流到臉上，變成馬玥的精神傷害永遠刻在心裏。馬玥越來越害怕學校，害怕讀書做作業。她想盡一切辦法逃學。她常常裝病，常常奔波在家庭和醫院之間，忍受著打針吃藥的痛苦。爲了更徹底地逃學，她決定裝瘋。1989年，她11歲生日那天，馬玥突然精神不正常了。她不認識爸爸媽媽，不會彈鋼琴，不會騎自行車，不會做加減乘除運算。她披頭散髮坐在床上，大喊大叫，胡言亂語，雙手不斷顫抖。父母只好送她去精神病院。她因爲能夠擺脫學校而興高采烈地去了精神病院。可是那裏也不會比學校更人道一些。她很快就像害怕學校一樣害怕精神病院。她向醫生護士要求回家，她說自己沒有精神病，只是裝病。可是她越說越被醫生護士看作病入膏肓。（吳苾雯《沒有差的學生只有差的老師》，《北京文學》2001年2期）
當父母將她從精神病院接出來，她不但被人們看作傻子，還被人們看作瘋子。雖然智商檢測證明她是一個智力超常的孩子，她的智商指數高達130，可她依然被的學校、中國的校長、教師和同學看作傻子和瘋子。在漫長的精神虐待之中，智力超群的馬玥眼看著就要成爲廢人。愚昧的中國教育和愚昧的中國教師應該到馬玥面前懺悔，應該對自己所加給馬玥的傷害、淩辱承擔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還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就是學校作爲教育機關、教師作爲教育者所應該承擔的職業責任。學校的職責不在於宣佈學生爲傻子，而在於幫助他們增長聰明才智。
馬玥的幸運之處在於，她後來遇上了懂得尊重學生的好老師李聖珍，李老師幫助她重新獲得了尊嚴和自信，克服了她對學校和學習的恐懼感，使得她順利地考上了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可是，李聖珍這樣的老師在中國真是鳳毛麟角，而在這種愚昧的教育中受盡虐待、淩辱和折磨的學生卻這麽多這麽多，他們沒有機會扭轉自己的命運，他們只能用自己的痛苦和失敗證明著成人社會的殘酷和中國教育的失敗。
許多父母對孩子寄予的期望太高，給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超過幼小心靈的承受力之後，壓力越大就是心理障礙越大。一旦孩子出現了心理障礙，就意味著孩子不能更好的爲老師爭取榮譽，爲父母實現理想，也就是說他們作爲老師和父母的工具的價值迅速降低。這時，孩子從學校和家庭、教師和父母那裏不得不承受更多的惱怒和歧視。人們不斷地宣稱孩子是傻瓜、是弱智、是癡呆，總之是窩囊廢，他們的心靈將會因此遭受更多的傷害。一個精神健全、智力超群的孩子，將會因爲大家宣佈他是弱智者而真的像個弱智者，馬玥的遭遇就是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而像馬玥這樣被無知的成人世界命名爲弱智者的無辜孩子，真不知有多多少少。
一對父母帶著孩子去心理測試中心，給他們的接近10歲的兒子作心理測試。心理學家說，著孩子的聽和說的能力只達到9歲標準。父母和心理學家竟然據此認爲孩子有問題。（蔡平《家長有病，還是孩子有病？》，李大同主編《冰點’98》中國林業出版社1998年版）正如記者蔡平所說：“我不明白，9歲孩子的智商和不到10歲的年齡，有什麽不匹配？挺好的孩子，爲什麽非要給他找出點兒毛病來，是家長不對勁兒，還是孩子不對勁兒？”
我看不對勁兒的不只是孩子的父母，還有中國的心理學家。就是在這個心理測試中心，心理學家問一個孩子“告訴老師，輪子和球都是什麽？”接受測試的孩子本來就是天天遭到呵斥的孩子，他們動輒得咎，充滿了挫敗感，所以一般都不敢回答問題。這個孩子也不例外。心理學家接著問：“我問你，輪子和球都是方的？”孩子搖頭，心理學家又問：“那麽他們是圓的？”孩子點頭。心理學家問的另一個問題是：“貓和狗都是什麽？”接受測試的孩子無言以對。我們成年人又有幾個人能夠完全按照心理學家的設定回答這些奇怪的問題呢？心理學家問：“貓和狗都是什麽？是植物嗎？”孩子搖頭，心理學家接著問：“那麽貓和狗都是什麽？是動物嗎？”孩子點頭。於是心理學家這樣告訴孩子父母：這孩子有嚴重智力障礙，很難訓練好，最多只能試試看。（蔡平《家長有病，還是孩子有病？》，李大同主編《冰點’98》中國林業出版社1998年版）我們一直認爲只有政治教師和語文教師要求學生提供惟一答案，實在沒有想到中國的心理學家也這麽弱智。孩子的父母急於認定孩子弱智，那是望子成龍太急切，同時還因爲他們對於人類心靈和心理的無知，可是心理學家憑什麽用這麽弱智的題目來判定孩子是否弱智？我們可以說輪子和球都是橡膠做的，可以說輪子和球都是很重的，可以說輪子和球都是父母給買的，可以說輪子和球都是工人製造的……，我們可以說貓和狗都是寵物，可以說貓和狗都是黑的，可以說貓和狗都是爺爺奶奶養的，可以說貓和狗都是會走路的，可以說貓和狗都是貓媽媽狗媽媽生的，可以說貓和狗都是要死的……，難道成千上萬這樣的答案有一個是錯誤的嗎？爲什麽只有回答輪子和球都是圓的、貓和狗都是動物才不弱智呢？我在這裏隆重呼籲，父母們千萬不要帶孩子去做心理測試，因爲中國最弱智的群體肯定是心理學家。
這些被愚昧無知的心理學家判定爲弱智者的孩子，他們從此要遭受多少冷眼、多少歧視。多麽嚴重的自卑時時折磨著他們，多麽荒涼的人文環境吞噬著他們做人的幸福和尊嚴。我們的父母，我們的教師，我們的心理學家，真的不可以給他們一點愛、一點溫暖、一點撫慰、一點從孩子角度出發的關懷和理解嗎？盧梭早就提出了是爲了孩子而教育孩子，還是爲了大人才教育孩子的問題。今天的中國，確實需要重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能夠從孩子的角度考慮，就可以少一點呵斥和恐嚇，多一點賞識、鼓勵和溫情。成人的一句話，可能會影響孩子一生的前途和幸福。凡是那些傷害人的行爲，凡是那些傷害人的言語，我們不可以少給一點給孩子麽？
浙江省紹興市一位女中學生，因爲上課時玩圓珠筆，老師恐嚇說要把她送到派出所去，她因此被嚇出精神病來。（《女兒被老師罵成精神病家長向學校索賠百萬》，K12新聞中心《教育》頻道2001-02-14）這樣的惡性事件，一個世紀出現一件就已經不可原諒了，可是爲什麽層出不窮？
北京市海澱區藍靛廠一所小學3年級的學生小鋼，由於生性頑皮，不守紀律，成了老師的重點“教育”物件。據小鋼說，因爲上課時愛說話，他沒少挨老師的教鞭，老師曾把他的書包扔到垃圾箱裏，他的座位被長年安排在門後面同學看不的地方，他只能側著勉強看到黑板。一次，他和同學打鬧，把另一個男孩的嘴打破了，老師竟把他綁在樹上讓十幾個同學一起打他。老師還常把他的“劣迹”告知家長，望子成龍的父母對他的管教也少不了一頓打。
1998年9月16日上午，小鋼上學遲到了，老師不允許他進教室，對他嚴辭訓斥了一番，並說：“我要告訴你爸媽，讓你爸媽用大鞭子打死你！”聽了這話，小鋼嚇壞了，進不了教室，又不敢回家，他就在街上遊蕩起來，走著走著就到了北京西站。小鋼說，他當時越想越怕，只想走得越遠越好，就胡亂擠上了一輛火車，一覺醒來，到了太原。爲了逃避挨打，小鋼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涯。3年來，他逃票扒火車到過河北、河南、山西、廣西、廣東、福建等十幾個省，混迹於各地的火車站和汽車站，以乞討和賣廢品爲生。
出走時穿的衣服很快磨破了，小鋼撿了別人不要的破毛衣和只能蓋住膝蓋的破褲子穿上，成了標準的乞兒。爲了填飽肚子，小鋼經常沿街撿啤酒瓶，賣了錢就能吃上一塊錢一碗的麵條。在太原他賣過報紙，7毛錢一份從別人手裏進，1塊錢1份賣出去，他還賣過玫瑰花，錢掙得多一點的時候，小鋼能住上5塊錢一夜的旅館，可以把身上髒汙不堪的衣服洗一洗，但是更多的時候，他蜷縮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捱過長夜。火車站和汽車站的候車室是他最常棲身的地方，他曾睡在太原汽車站候車室的一塊大廣告牌後面，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冬天。
在警察的幫助下，小鋼終於回到了父母的懷抱。當他見到父母時，首先問道：“媽媽，你別打我好嗎？”將近3年的風霜雨雪，將近3年的忍饑挨餓，將近3年的親情思念，都沒有消除一絲他心中的鬱結，他的第一恐懼依然是老師的歧視、父母的暴虐。小鋼的遭遇是對教師和父母的有力的控訴，我們不能從他的控訴中學習一點什麽、反思一點什麽嗎？（張鵬文《因爲老師一句話 9歲男童孤身流浪兩年多》，《北京晚報》2000-12-25）
雲南的一位小學生，在學校受盡了老師的謾駡和侮辱，造成嚴重的恐懼和厭學。課堂上老師罵他：“有娘養，無娘教。”“去告訴你媽，你已經無可救藥了！” 孩子父母去找老師時，老師惟一的話題就是你的孩子如何壞，如何不可救藥。這位老師不但當著孩子本人的面這樣講，還當著全班同學的面這樣講，給孩子的心靈造成嚴重傷害。這位孩子的母親這樣對《中國青年報》的記者訴說：
我們明明知道教師不能辱駡學生，但如果老師這樣做了，我們又能怎麽樣？只要老師告狀，我們都要嚴厲地批評孩子，有時還有體罰。我們做家長的在無可奈何中，和這種教師共同給孩子構築了一個他無法承受的現實！
他無力反抗，只能逃避，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厭學。
一個簡單的“看圖寫話”，他能做一個小時；手工課也是A老師教，這本是一門他最喜歡的課程，但是上學期，他的手工課得了30分，因爲有3次手工作業他做了，卻放在抽屜裏，不願意交給老師。
我非常生氣，我對他說，你得了30分不要緊，可是你爲什麽那麽沒有責任感，作業做好了放在抽屜裏不交。是哪個老師教手工，咱們跟老師解釋一下。
他說是A老師。
我說你馬上給A老師打個電話，向老師道歉，然後我來問問老師怎麽回事。
他一聽說要給A老師打電話，馬上向後縮。“不打不打就不打！”
你一定要打，你連對不起都不願意說，說明你根本不打算改正錯誤。”我的態度非常嚴厲。
他說，媽媽媽媽，今後我一定交作業。您別讓我打這個電話了。他一面往後縮一面哭，害怕極了。
我們僵持了有10來分鐘。我說你今天只有兩個選擇，要麽你給老師打個電話，說對不起；要麽你把褲子脫了，我打你一頓。他站在那裏想了半天，最後把褲子脫了……我氣昏了，打他，可他不告饒，不改口，就是不打這個電話。
後來我明白過來，孩子已經對這個老師産生了極度的厭惡。只要一上A老師的課，他就不可遏制的感到要解手。我們作了很多努力使他養成了早晨解手的習慣，但是一上A老師的課仍然無法控制。甚至早上已經解了手，上課仍然拉在了褲子上，而上其他老師的課就很少發生上廁所的事。
我請教過一位兒童心理學專家，他說，這是因爲孩子對於老師和她所教授課程的厭惡，已經從他的心理反應變成了一種無法自控的生理反應———只要能逃避A老師，他寧肯呆在臭哄哄的廁所裏。（王偉群采寫《我爲孩子討說法》，《中國青年報》冰點專欄1998年4月28日）
這位雲南的小學生只是躲到廁所裏，可是有的孩子因爲無法承受父母和教師加給他們的傷害，不得不決心躲到陰曹地府。
2000年2月23日，四川省宜賓縣孔灘鎮草堂初級中學一年級四班班長陳軍（化名）在白花鎮街上服毒自殺。原因是被懷疑偷了學校小賣部的東西。“22日晚10時許晚自習後，校長蔡根、教導主任劉勝、總務主任吳利達、保衛幹事雷福祿等人將陳叫到學校辦公室詢問，一直到次日零時40分，其間陳寫了兩三次檢查，但都被校方認爲不合規範，後由雷福祿爲其代寫了一份檢查後由陳蓋了指印。”（《被疑偷了東西一學生服毒自殺》萬維讀者網路2000年3月8日轉載《湖北日報》消息）
成都一位跳河自殺的孩子被人救起來後，神志清醒地對搶救者河圍觀者說：“謝謝你們救我，我是自殺的。”這位名叫小明地孩子告訴關心他的成年人，因爲父母離異，沒有人愛他，所以他才自殺。“記者撥通男孩父親戴某的電話。戴某稱，小明的自殺是因他患有癲癇病，加上他心靈曾受到極大創傷。4年前他和妻子離異時小孩判給了前妻。而前妻以無時間照顧爲由將孩子送到鄉下。本月17日，前妻又將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小明成了醫院最小的病人。幾天後他去看望孩子，發現孩子被打得鼻青臉腫，醫生說是被病人打的。昨日他再去看望孩子，孩子吵著要回家。於是，在護士的同意下他將孩子帶回了家。昨晚，他們在牛市口吃麻辣燙，小明藉口上廁所便一去不回。”（張莉《成都一10歲兒童六一前夕跳河自殺》，《成都商報》2000年6月1日）
這些故事不知道能不能對成人社會帶來一絲震撼。在學校與瘋人院之間，孩子們寧願選擇瘋人院，在流浪與回家之間，孩子們選擇了流浪，在給老師打電話河挨打之間，孩子們選擇挨打，在廁所河教師之間，孩子們選擇廁所，在生與死之間，孩子們選擇了死亡。孩子們爲什麽作出如此沈重的選擇？是誰把學校和教室變成了人間地獄，使得學生萬般恐懼，非得逃離不可？看來，真的到了給學校啓蒙的時候了，真的需要讓孩子的老師和孩子的父母切切實實地受點教育，以便讓“救救孩子”的五四主題早一天找到開端。
有人指出，“精神虐待造成的危害遠遠大於溺愛，也大於打罵體罰。”（楊向明《別給孩子“精神虐待”》《生活時報》2000-06-04）這篇討論精神虐待問題的文章說：“精神虐待有多種表現。有些家長爲了給孩子施加壓力，或者發現了孩子的思想違背了自己的意願，便採用警告、恐嚇、揭短、諷刺等方式來治服孩子，這極大地束縛孩子的想象空間和創造精神。有些家長爲了防止孩子産生驕傲情緒，便常用挖苦的形式拿別的孩子的優點來比照自己孩子的缺點，這使得自卑這團烏雲遮蓋了孩子的心靈空間。衆多的精神虐待並沒有使家長感到滿意，繼而家長又加大了精神虐待的強度，導致了惡性循環，並且誘發了孩子的逆反心理，使兩代人的隔閡越來越深，甚至産生敵對情緒。而有過精神虐待的孩子，會出現很多心理行爲上的障礙，比如自卑、焦慮、自私等心理疾病，難以適應社會。”
打罵體罰的風氣遠沒有減弱，精神虐待的風氣又日盛一日，哪里才是孩子的活路？無論怎樣把孩子當作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首要的前提是必須給孩子留一條活路。
──轉自《問題與主義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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