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改營真象探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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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0日訊】大紀元駐芝加哥記者楊依萍、唐風報道/提要：教養院，我稱它為集中營。因為我覺得它和那個法西斯的集中營沒什么兩樣。……現代的牢房竟然沒有門沒有窗，每天只開一次門，讓你到外邊把便桶倒掉，然后打一桶水。整個你的一天，刷牙、洗臉、洗碗、擦身、洗腳全在這盆水里邊，所以我把它叫做“八鮮湯”。……一個房間里邊十二個人合用几盆水，那些傳染病、牛皮癬，那些東西全身傳染的都是，非常可怕。
張先梁(筆名沈默)先生曾經在的教養院被關押過。下面是5月25日本報記者的采訪。
問：張先生您好，我們在网上看到您的文章，看到您以前的經歷，我們感到有義務讓人們知道真相。現在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對于中國監獄里邊打死人，警察打人，他們覺得不太可能。覺得中國這么好，警察怎么會打人呢？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經過了“六四”，經過了西單民主牆的那段日子，我們都會知道。您更有親身經歷，能不能給我們講一講，您在當時的情況。
答：“好，是這樣的，當時我看到多維网上的那篇文章－－教養院對外國記者開放采訪，我看了以后深有感触。因為我是過來人，我從中國的監獄，中國的勞教所里邊走過來，我非常清楚里邊的真相是怎么一回事。中國共產党建政五十年了，他們第一次把這個教養院開放給外國記者看，我看了這個報導就知道完全是在演戲。因為從我親身的經歷來講，教養院里的勞改所，比監獄里的犯人還不如。這是我親眼所見所聞。我自己在教養院里的三年時間，我覺得比以前那個勞動改造，就是做反革命分子的時候還要艱難，那個日子是非常難熬。而且我看到很多的報導，現在教養院比以前就更嚴酷，共產党的鎮壓更殘酷。所以我認為呢，有必要把這個事實真相講出來，讓大家知道。”
“這篇文章呢其實是我在一九九九年華盛頓DC在勞改研討會上的發言稿，這篇發言稿到現在還沒有公開過。看到馬三家教養院的報導后，我就決定把這個真相公布出來，讓大家知道這個事實的真相。我是二次進過監獄的人，第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原因是在民主牆上我發表了一些文章。被判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五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二年。但是在監獄里，那個待遇，比那個勞教所在好得多，所以我把那個勞教所叫做勞教集中營。就是因為我給它起名叫勞教集中營，是非常惱火。他們劫獲了我送出去的一批信件，中間我就公開稱它為集中營。他們就把我轉移到條件更惡劣的那些牢房，一般的人無法想象。現代的牢房竟然沒有門沒有窗，這是不能想象的。它只有空的鐵欄杆，你逃不掉。但是那個寒風在三九腊月時候，它可以竄進來，凍的你受不了，那就不停的在監獄里跑步取暖。這樣的過日子而且在整個的一個冬天，只能用冷水擦身，這种日子都熬過來了。在我回想的時候我都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惡夢。但是到了夏天，在炎熱的時候，把你放到朝西的牢房，西晒太陽就是成天的照在那里。整個的牢房全都關閉，那時候都有門窗，它把門窗全都關死，整個牢房都象一個悶熱的罐筒一樣，在里邊就熱得透不气。每天只開一次門，讓你到外邊把便筒倒掉，然后打一筒水。整個你的一天，刷牙、洗臉、洗碗、擦身、洗腳全在這盆水里邊，所以我把它叫做“八鮮湯”。那個水簡直臟的不得了。最后這個臟水你還要把它潑在地上。為什么呢？是為了降溫，那個水泥地上都是燙的。你根本就無法入睡，所以把臟水潑在地上降溫。因此我就患上嚴重的類風濕關節炎，病情嚴重的時候，那個高血壓、心臟病全都跟著上來。回想起來當時的那种生活，我覺得真是死里逃生。死神是多次擦肩而過。所以我在文章里講的那都是真實的情況。”
“最可怕的事情他們發現了我把監獄里的真實情況寫信傳遞了出去，它們就把紙筆包括附近的与我接触的勞教－－因為我沒有行動自由，我吃的飯都是勞教人員給我送過來的。把他們的紙筆，任何東西全部都收光，一點東西沒有。我就把它稱之為片紙不留，一張小的紙片都沒有，都給你抄走。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利用偶然撿到的廢紙，那個罐頭外面的商標的紙，寫些文章、詩歌，通過秘密渠道送出去。這當然是它們想不到的，就在它們的眼皮底下，我還是把許多東西秘密送出去。在這三年里邊，在牢里，我寫完了我的《籠中吟》。這個《籠中吟》我兩次獲得了言論自由的大獎，這個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因為我覺得反抗中共專制暴政這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因為我們走來的每一個人都有這個責任，這個義務，把這個真相告訴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現在我這里就有一些詳細的證据。這就是我當時在監獄里用廢紙寫的文章和詩歌，還有一些信件。這是趁看守不注意的時候，它們給我看的信件，沒有收走，我才能寫在信的背面。這是我們工作勞動用的那個紙，我寫在那個紙的背面。這是那個罐頭紙的背面寫的信件。三年就是用這种方法，在那個信的夾縫里邊，寫的這個文章。在報紙的反面寫文章，就是這樣過來的。”
“當時三年在牢里邊，我寫了二十多万字，還完成了我的詩歌《籠中吟》。所以這些都是中共的罪證，触目惊心。現在回想起來這些經歷，我還覺得象做惡夢一樣，非常令人難以相信。這些東西都是我在牢里的時候通過秘密的渠道，在國際友人的幫助下送到了海外。有一部份還在《中國之春》上邊公開的發表，他們生怕我在牢里的安全，所以沒有全部發表，直到我出來之后，我才親手拿到這些東西。”
張先生邊說邊從一個大信封中拿出了厚厚一褡五顏六色的紙，有罐頭商標，也有破報紙，被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最后，他從一個綠色的塑料袋中小心翼翼地拿出數張千瘡百孔的土黃色草紙。
“還有一件東西是我從牢里千方百計帶出來，這就是在勞教集中營里邊，他們用高价賣給勞教人員的日用品，就是這樣的紙用于生活用紙。這真是不能想象。就是用這种方法來剝削勞教人員的錢。在外邊正常人來講，這完全是一張廢紙。就是這樣的紙每個月賣給勞教，而且錢都是勞教不能自己掌握的。每月都從大帳中扣出，他們的帳目是一片混亂，這些紙我就特地把它帶出來。這是它們想不到的，這些東西我都保留著，做為中共虐待勞教的鐵證。象這种紙根本就不能用，無論是你解手的時候，最起碼需要四五張紙，但是這都是它們強迫的給那些勞教用，這些都是事實真象。”
“還有我到了海外以后，在文章中我也講到我与親戚的聯系都被中斷，給朋友的信件都被退回，它們都用一些所謂的無法投遞。事實上我們通過電話聯系，這些朋友他們的地址根本就沒有改變，就是這樣它們把你的通信自由全部都給扼殺了。這些都是退回來的信件，連我寄出去的賀卡，他們都不給我寄回去。根据我大陸的一些朋友告訴我，凡是他們收到我的信以后，國家安全局馬上就要找到他們，要他們協助政府的工作，要他們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在海外不要批評共產党，不要揭露那個集中營里邊的真相。而且他們都受到很大的壓力，因此，一些朋友請求我，在這种情況下不要再給他們寫信了。我知道他們的心情是非常痛苦，我們這么多年的朋友，但是他們在國內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是沒有辦法才這樣提出來的。這就說明共產党的那個專制暴政，完全就是在玩弄事實，它講的所有東西都是一种欺騙的。”
“因此，如果它要是開放給那些外國記者看，完全就是在演戲。我親自的經歷里邊記得很清楚。每次勞教集中營里邊忙于清洁大掃除了，而且把那個牆壁一遍一遍地粉刷。那個勞教爬上爬下整整几天，連廁所里邊的那個地面，都讓勞教用自己的牙刷把那個廁所的地面刷干淨。這种事是非常可怕的。在這种情況下就是上面有大人物要來看，然后一天以后，局里的大領導帶一批人來。但是他們就是僅僅的走過，就是這么几分鐘，勞教就要辛辛苦苦干上几天，准備來迎接他們的視察。可想而知要是外國媒體來，這個勞教所里邊會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是在演戲。我們很清楚這一點，就象我看到那個馬三家教養院他們在里邊上課。据我知道勞教在那個里邊就根本不可能上課，因為他們被迫每天工作十個小時，十二個小時，都要做的精疲力盡。晚上一回去倒在床上睡覺，連洗臉都沒有力气，這是我親眼看到的。那些勞教尤其在天熱的時候，一個房間里邊十二個人合用几盆水，那些傳染病、牛皮癬，那些東西全身傳染的都是，非常可怕。當時我也被傳染到，那真是根本就沒法想象的。整個房間里十二個人合用那么一、二個臉盆，盆中的水都是用了又用的，你不可能不被傳染。你想怎么會有一個教室讓你坐在那里上課，這簡直就象一個天方夜譚似的神話。我覺得有這個義務，也有這個必要將這個真相揭露出來。我覺得現在那些個勞動教養所、据留所待遇應該說比以前還要差。它們對那個异義人士，以及學員的摧殘，我覺得更厲害。我一次在勞教所里我親眼看到，他們在樓下的一個房間里邊，他們的口號是象醫生對待病人，象老師對待學生，象家長對待子女一樣，可是我親眼看到他們用四根電警棍，在折磨一個勞教，那個勞教在地上打滾，手腳都被拷住，它們還覺得不解气，就用冷水澆，這個通電的效果要好一些。當時我在樓上看到几乎這個眼里要冒出火來，它們看到我在看了，馬上就赶上樓不准我看。它們說你在看什么，我說我在看你們怎么樣、用什么方法象醫生對待病人、老師對待學生、家長對待孩子一樣對待勞教人員。它們非常恐慌就把那個勞教拉走了，而且對我說：要再看，我們就用警棍對付你。我說：很好啊，我倒要看看你們到底怎樣來對付我。最后它們沒有敢這樣做。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我還親眼看到在冬天它們把一個勞教雙手、雙腳做一個大字型拷在那個窗戶上，把那個窗戶打開著，它們說那叫喝西北風，非常殘酷。就在那個寒風里邊凍，穿著都是單薄的衣服，棉衣什么全都被扒光，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整整在那里吊了一天一夜。這种摧殘就是在那個所謂的稱為人民內部矛盾的勞教集中營里邊，所以我稱它為集中營。因為我覺得它和那個法西斯的集中營沒什么兩樣。這都是我親身的經歷，親眼看到的事實。(//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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