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禮偉: 柏林牆與阿爾巴特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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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8日訊】 10年前，我正在北方一個很大的城市裏上學。11月的某個寒夜，我在草坪邊的長椅上閑坐。不遠處有一顆煙頭一閃一閃，微弱的光照亮了抽煙者的小半個臉。沈悶的草坪，黑硬的樹枝，蒼茫潮濕的天幕。
突然有人舉著收音機跑過，傳達柏林牆已在早些時候倒塌的消息。
在地球上萬里之遙的歐洲，東柏林人在狂歡，西柏林人沖著東柏林人猛灑香檳。
柏林牆大名叫“反法西斯防衛牆”，橫穿柏林市區，沿牆修建了幾百座觀察所和碉堡，修築此牆的東德當局下令，擅自翻越者可就地格殺。1989年11月9日，東德新上任的領導人克倫茨宣佈開放通往西柏林的邊界，成千上萬的東柏林人隨即湧向柏林牆，接著，在哨兵的默許下，有人開始翻牆、砸牆、推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夜晚。柏林牆下出現的人海，事前沒有領導安排，沒有電視動員，沒有班組會議，完全是自發的。東德人用雙腳對史達林模式投了反對票。
當時，在東德尚部署著蘇軍的精銳部隊，東德情報部門向戈巴契夫通報了柏林牆邊的情況並建議出動坦克。戈巴契夫相信，人們只是想拆除柏林牆，並不是要進攻蘇軍基地。因此他下令按兵不動。
10年前我正在讀一本國內新出版的書，阿·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它是我們那一代人的主流讀物之一。1988年我們讀戈巴契夫的《改革與新思維》，1989年我們收聽柏林牆倒塌的消息，1991年我們海灣戰爭給戰爭帶來的革命，1992年我們聽南巡講話傳達，從那以後我們大多走出校園加入到庸常的人生以及晃晃悠悠的社會進程中。
然而阿爾巴特街至今依然時時在腦海中閃現、橫亙。
在史達林模式影響和控制下的這裏或那裏的“阿爾巴特街”，自負地聲稱能夠爲全體人民服務，卻在內部孳生了一個特權官僚階級，他們控制本已短缺的生活資料，也控制民衆的大腦，成爲民衆須仰視方可得見的人物。在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旗幟下，某一部分人掌握了全社會財富的分配權，全社會財富通過配額票證、工作證（上面標有級別）和主管官僚簽字來分配。設計這套制度，本意或許是爲了平等，結果造成了建制化的特權、貪污、腐化、受賄、勒索、以權謀私，還有，更具危險性的後果是：造成了社會發展的停滯和人心的喪失。
這種體制的惡行既體現在肉體迫害，更體現在精神迫害。阿爾巴特街的孩子們小小年紀就被秘密警察的手掌碾壓，他們涉世未深就有同齡朋友被發配到西伯利亞，他們中一些人人格發生畸變成了告密者。人人自危，精神萎縮，這種病症接著又遺傳到下一代。
焦慮地等待和絕望地承擔……。
人心各不相同，但源自始祖的自由奔放天性是人之共有的，開動國家宣傳機器把人心禁錮起來的做法，和依靠秘密警察所構築的忠誠，儘管有時看起來很有效，但它們與人之心性相悖，終究不能持久。終於，人民開始騷動，掌權者血壓升高，不過只有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做了短暫而無效的抵抗，其他東歐國家基本上未經戰火，就實現了歷史性的劇變。
支援推倒柏林牆的戈巴契夫說：“我們産生改革的思想，不僅是受實用的利益和想法的影響，而且是出於良心不安的召喚。”1989年10月7日，戈巴契夫到東德訪問，敦促東德領導人支援人民的願望，他提醒昂納克說：“誰遲到了，生活就懲罰誰。”一個月之後，柏林牆就成了一地碎磚。昂納克逃到莫斯科，東道國沒有收留、庇護他的意思，他只好又躲進智利駐莫斯科的使館（皮諾切特願意收留他！），最後，被引渡回德國受審，罪名包括殺害試圖翻越柏林牆的東德人。
柏林牆自被推倒至今，10年過去了，世事無常，在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垮臺之後，另一個陣營中的布萊爾、若斯潘、施羅德和以色列總理巴拉克等等，卻在柏林牆倒塌10周年前夕以“社會主義領袖”的身份出席了“社會黨國際”的每3年一次的年會，討論如何把“社會主義”建設得更好。這個“國際”包括了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的持類似信仰的政黨組織。
冷戰時期的異見英雄，現在已經沒多少人會聽他們的意見了。索爾仁尼琴因“考證”肖洛霍夫不是《靜靜的頓河》的作者而成爲鬧劇式人物。
那條曾經印證著薩沙、馬克西姆、瓦莉婭……的童年和青春以及30年代大清洗的阿爾巴特街，那條沈重、蕭瑟的有普希金故居的阿爾巴特街，如今充斥著西方速食、勳章收購者、看相算命者和賣彩票的人。在東歐國家，許多人在舊體制結束之後很難找到工作，因爲他們的工作技能只與舊體制相關。劇變之後蘇東地區的生活水平並沒有提高，社會更顯混亂……。這些其實都是舊體制長期作惡所預伏的孽債。
還有更令人厭惡和恐懼的一幕，在一部反映冷戰時代的電影的結尾，在迎接自由來臨的全民狂歡中，幾個身著便衣的秘密警察也舉著小旗混在人群裏，他們曾經非常陰險冷酷的臉顯現出一副無辜的樣子，他們眼中甚至迸出了一點淚水，仿佛也曾經遭受了殘酷的迫害與冤獄。這些有罪的人、黑暗的幫兇和其他當年有惡債的人當然不僅僅電影裏有，生活中本來就有許多，但問題是，他們現在躲在哪里？他們是不是已經成了改革家、企業家、學者、國務活動家或其他在生活中受尊重的人？
人類是否有過真正的反省？
我回望著那些被煙頭照亮的沈悶的臉，那些潮濕幽暗的枝丫與夜晚，那些我們的阿爾巴特街，心中戚戚不安。
在一個全球村社裏，我們共用著人類每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和生活中無邊的庸常，也常常沈默地袖手，等待著聆聽下一個全球性的或歷史性的消息。（寫于柏林牆倒塌十周年前夕）
──轉自《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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