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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7日訊】 在基督耶穌降臨人間的第三個千年來臨之際，人類是否過得更加幸福了呢？人類能夠上天入地，有計算机和原子彈，比起耶穌所生活的那個世紀的人們來，似乎強有力了千百倍。然而，就精神的意義來說，人類不僅沒有獲得拯救，反而滑入了更苦難的深淵。在真理晦暗不明的時刻，讀到《信仰与重負》這本書，我仿佛看到黯淡的星空中有一顆亮晶晶的星辰在對我微笑。
這是一本關于一個偉大的女性的傳記，杜馬曾經這樣評价這位在這個世界上僅僅生活了三十四年的女子：“她本人就是最溫柔的靈魂与最堅強勇敢的靈魂之結合。”她就是法國當代杰出的宗教思想家和實踐者西蒙娜．薇伊。“對于我個人來說，生命歸根結底除卻對真理的期待之外，從沒有任何其他意義”。這是薇伊在《倫敦論文集》中的一句話，這句話精辟地總結了她的一生。她不是基督徒，拒絕受洗，拒絕參与宗教圣事，置身于教會和宗教團體之外；但她卻以心靈去擁抱信仰，肩擔重負去實踐信仰，最后獻身于信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比任何一個擁有無限權勢的教皇更加接近上帝。薇伊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她不斷地對馬克思學說進行質疑与批判，她更是對那些在馬克思以后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和獨裁者們充滿了輕蔑和厭惡。她卻比馬克思本人更加接近工人階級，她自動從自己的那個階級下降再下降，下降到跟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干重體力的勞動。在經過勞動的艱辛之后，她感覺到自己就是受苦人之中的一個，并以全部的生命去探尋十字架上的真理。作家卡博的《信仰与重負》是公認的、迄今為止最好的薇伊的傳記。卡博不關注曲折的情節，而重視薇伊精神的經歷和心靈的升華——實際上，薇伊几乎不是一個肉體的人，她過著單身的、禁欲的、刻板的、苦行的生活，她是二十世紀最純粹的“精神的人”之一。
在巴黎高師讀書的時候，薇伊就表現出了惊人的才華。對薇伊影響最大的老師、法國著名哲學家阿蘭將薇伊的習作收進自己的日記中，大加點評，并斷言她將獲得巨大的成就。畢業之后，薇伊到中學教書，很快她就厭倦了教學生涯，她要擺脫抽象的生活而走向更“真實”的生活。于是，薇伊來到工厂，她与強壯的男人一起鑽孔、制造零件、燒鍋爐……總之，她選擇最艱苦的工作，直到身體累得受不了為止。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像奴隸一樣干活，午間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時光。”工人們在屈辱中已經麻木了，几乎沒有人理解她，都把她看作瘋子，人們故意偷走她制造零件的箱子。薇伊忍受了這一切，把他人對自己的“粗暴行為”視作上帝的恩惠。她發現，現存的社會秩序并不建立在勞動者的苦難上，而是建立在他們的屈辱上。
正是因為從精神層面開始思考，薇伊洞察到現代社會的荒謬。我們歡天喜地地迎來了一個机器控制人的時代，“現今的社會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它不斷地緊咬著人們，卻無人了解它的操縱杆；那些為了社會進步而作出自我犧牲的人像是緊抓住齒輪和傳送帶試圖使机器停下來，卻被碾得粉碎的人。”那么，我們如何應對這樣的事實呢？薇伊不同意革命的方式，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同時，她同樣深刻地揭示了蘇聯集權主義制度的僵硬、冷酷和不自由。從政治上看，集權主義制度建立在民眾的熱情基礎上。但是，當熱情一旦消失，人們就感到身處冷酷的受奴役的境地，“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們正是在充滿熱情的情況下感到自身是自由的”。一九三三年，薇伊就在文章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將把工人運動引入歧途，蘇俄的榜樣會讓人認同這樣的觀念——為了革命而犧牲個人的做法是正常的。“全體俄國人民能以組成該民族的每個人以國家官僚主義為代表的所謂的集體利益而正當地被犧牲”。她特別強調人的价值和人的尊嚴，并由此与“唯物主義者”們划清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西歐知識分子普遍左傾的情況下，薇伊是較早意識到斯大林主義本質的人之一。希特勒上台不久，她就敏銳地指出希特勒主義与斯大林主義之間的相似之處，兩种意識形態互相攻擊時，“仿佛是在徒勞地尋找對方与自己的不同點”。薇伊譴責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以十月革命的全部威望來裝飾自己的政策”，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讓熱忱的信徒失去了一切審核的能力”。薇伊以一名真正的宗教徒的火眼金睛，發現了蘇聯意識形態的“偽宗教”性：“共產党的宣傳，通過會議的組織，慣用套語，習慣的舉動，越來越像宗教宣傳；好像革命會變成神話，而這种神話似乎也像其他神話一樣只是以承受無法容忍的境遇為結果。”在斯大林權勢熏天的三十年代，薇伊就已經預見到蘇聯帝國將由于它內部的獨裁制度和腐敗而垮台。她的預言在六十年以后得以靈驗。
薇伊本人就是二十世紀基督精神的偉大見證。她与甘地一樣，是一個徹底的非暴力主義者。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悲劇就是暴力的泛濫。在二十世紀，掌握了更高級的殺人武器的現代人，以超越了此前所有時代的效率和規模屠殺自己的同類。薇伊短暫的一生就親身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而她的祖國法蘭西又恰好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她還了解到在非洲殖民地的屠殺、在蘇維埃俄國的屠殺以及在東方的中國和印度的屠殺。這些屠殺讓她深感震惊。她挺身而出，高聲譴責一切形式的和打著各种各樣偽裝的暴力：“武力受人操縱，武力又使人屈服，在武力面前人的肉體蜷縮。人的心靈始終由于它同武力的關系而發生變化，心靈被自以為掌握的武力所驅使和蒙蔽，心靈在身受武力的壓制下俯首貼耳。”正是殺人的武器將人變成“非人”，而時代的主潮是信仰暴力，依賴暴力解決所有的問題。薇伊尖銳地指出：“武力，便是把屈從于它的任何人變為東西。當武力發揮到淋漓盡致時，它把人變成為從确切意義上說的東西，因為它把人變成了尸體。曾經還有人，片刻后，便無人了。”薇伊描述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然而，她也許沒有想象到，她之后的下半個世紀，人類的愚蠢和殘暴還將大大超過她生活的上半個世紀——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屠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屠殺、美國在越南的屠殺、非洲各國的种族清洗……在一次次的屠殺中，人的高貴性被顛覆了。
薇伊愛每一個人，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以及每一個在困苦中掙扎的人。她對抽象的“國家”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尤其反對以警察和軍隊武裝的政府机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她還在上中學。法國作為戰胜國，在《凡爾賽和約》中獲得了一攬子利益。就在舉國上下都欣喜若狂的時候，冷靜的小姑娘卻產生了自己的想法：“在條約簽訂前，我還一直是像孩子般高唱贊歌的愛國者。欺辱戰敗的敵人的強烈的情緒那時正在處處蔓延，令人反感，這使我從此擺脫這种天真的愛國主義病。我的國家使別的戰敗民族蒙受的屈辱比我的祖國可能遭受的屈辱更加使我感到痛苦。”這簡直就是一個大逆不道的“賣國賊”的思路！然而，薇伊并非不愛她的祖國，在納粹德國入侵的時期，她雖然遠在英國，但是多次向抵抗組織申請潛回祖國充當情報員。鑒于她的身體原因，有關方面沒有同意她的申請。她又不屈不撓地去找擔任要職的高師同學幫忙。她深知納粹將采用什么手段來傷害人的尊嚴，但依然決定要履行自己的義務，甚至准備好在受審時“死亡將先于真實口供”。但是，薇伊認同的是每一個同胞，她愿意与他們一起受難。祖國是由人与土地組成的，而國家則是龐大而僵化的机器。薇伊熱愛前者而拒絕后者，她認為，一旦祖國背后有國家，“正義便在遠方”。薇伊在中學教書的時候，曾經与十六歲的學生們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論。當時，法國制造出了超級豪華的郵輪“諾曼底號”，并以此作為法國強大國力的代表。一時間，法國各階層的人都把郵輪當作民族精神的象征，都在以熱情洋溢的口吻談論它。而薇伊則冷淡地反問道：“這條船的代价可以造出多少工人的住宅？”深受政府的“愛國主義”宣傳毒害的學生們，非常反感老師的口气，他們紛紛反駁說，這條船的華麗和規模提高了法國在世界上的威望。然而，在薇伊的眼里，有什么比國家的“威望”更加微不足道的呢？在她的心目中，正義的原則是高于愛國主義的。一九四三年的倫敦，胜利的曙光剛剛出現，而薇伊卻積勞成疾。她一方面在形而上的世界里思考，進行簍d苦的哲學和宗教的探索；另一方面在形而下的世界里操勞，運用自己所學到的護理技能為傷者和病人服務，每天只睡三個小時。她沒有任何感官上的快樂，只有与上帝交流的愉悅和幫助他人的愉悅。病重的時候，她還堅持讓醫生把自己送到貧民區的醫院，讓出單人的病房給別人。她在病床上寫道：“在這世上，只有淪落到受屈辱最底層，比討乞還要卑下，不僅毫無社會地位，而且被看作失去了人最起碼的尊嚴——理智的人，只有這樣的人在實際上有可能說真話。其他人都在說謊。”八月二十四日，年僅三十四歲的薇伊平靜地离去了。她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沒有裁好的布，并堅信“我將得到補修和完善”。
在今天，能夠感動人的人已經很少了，而能夠改變一种生活的人更少。薇伊的一生，不僅使人感動，而且以親身肩負閘門的姿態昭示著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讀完她的書和關于她的傳記，我們還能夠無動于衷地持續面前的生活狀況嗎？
(轉自思想的境界論壇)(//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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