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 最凶惡的綁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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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0日訊】 尋遍古今中外，我敢打賭絕對沒有哪一次創深痛巨的災難，不是有人打著人民和民族的旗號登場。然而，人民与民族到底算得了什么呢？
1945年3月，希特勒已离末日不遠，他發動的戰爭正不可逆轉地走向徹底失敗。
此時，第三帝國加緊了對猶太人的屠殺，“即使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崩潰了，它的敵人和那幫現在正在集中營里的歹徒也絕不能作為胜利者走出來享受胜利”（希姆萊語）。
希特勒一直在賭咒發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著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為著德國人民的未來。消滅猶太人是如此，發動戰爭也是如此，那么當戰爭就要失敗時，他又將為他的“民族”和“人民”做些什么呢？他准備將被俘的盟軍飛行員一律槍斃，不是為著削弱敵人，而是為了使德國人不放棄戰爭，他要以這种行為增強德國人民陷入報复的恐懼，使他們“開小差以前好好想一想”。他下令炸毀德國所有的軍事、工業、能源、運輸和交通設備以及所有的食品店、服裝店、自來水厂、煤气厂，理由是不能讓這些東西落入敵人之手。
當有人提出應當盡力保持一個使民族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的基礎時，希特勒表示他對“無限熱愛的德國民族”的繼續生存毫無興趣：“如果戰爭失敗，這個民族也將滅亡。這种命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沒有必要考慮為這個民族維持一個最原始的生存基礎的問題。恰恰相反，最好由我們自己動手把這些基礎破坏掉，因為這個民族將被證明是軟弱的民族”，而且“在戰爭以后留下來的人不過都是些劣等貨”。（見《第三帝國的興亡》第1495頁至1508頁）
這就是希特勒的最后的想法。在他將民族以蹂躪歐洲的方式拖向深淵時，他許諾正在帶領日耳曼民族進行偉大的复興，人民將由此而永久解決“生存空間”問題；當德國民族將要面對他一手制造的災難時，他也不准備讓人民減少痛苦，不僅綁著整個民族与他一起同歸于盡，而且誣蔑整個民族“注定只能遭到毀滅”，不配繼續生存下去。
這個整日將“人民”、“民族”挂在嘴上，并且由此鼓動了全民族瘋狂的人，最后時刻終于暴露本相，假如他不能活，他不僅不會讓敵人活著，也絕不能讓人民活下去。民族生存的意義，不過是供他調遣，而非民族自身的前途和人民自身的權利。
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末日，与希特勒有著十足的相似性。1945年8月，日本已是唯一仍在戰斗的“軸心國”，它面對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打擊。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宣戰，迅速進入東北，英國太平洋艦隊也經遠航投入對日本殘存海軍的作戰；9日第二顆原子彈投在長崎。本國人民大量死傷，軍國主義者仍然拒絕投降，直到日本天皇接受同盟國的最后通牒，一些軍國主義者仍以切腹自殺等形式“死諫”。
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日本人民許諾的“大東亞共榮圈”，自然也是很美好的，在那圈子里，東亞各國將成為日本的原料產地，日本人民將擁有最高的幸福保證，大和民族擁有不可窮竭的發展空間。然而，當戰爭已經無可挽回地失敗，他們宣誓效忠的天皇宣布結束戰爭、他們為之謀取幸福的人民遭到毀滅式的打擊時，他們是把民族綁著与他們一起滅絕，也要弘揚武士道精神的。他們只是要戰斗到底，至于人民和民族如何，并不重要。
這种以民族和人民為旗號做事，實則根本不顧人民死活，甚至必欲置人民于死地，也要一遂自己心志的現象，在中國也并非沒有。滿清末期那些頑固党所秉持的意念，便是決不妥協地堅持大清國的祖宗成法，他們倒也沒有說過不讓人民幸福、民族強大哩。他們相信這成法足以使民族強大么，這姑且不論，但以其“人如果不明大義，雖机警多智，可以富國強兵，或恐不利社稷”的論調看，就是國破民窮也無所謂，只要權力仍然在手，綱常仍然牢固就行。他們欣賞“死節”，但絕不同意變法圖存，宁可民族淪亡、人民苦難，也決不放棄那些“使中國得以成為中國”的東西。他們宁可綁著人民与祖宗成法一起成為歷史的化石。
這些“宁可民族淪亡，也不放棄原則”，毫無疑問是最凶惡的人質綁架者。希特勒綁著德國民族与他同歸于盡，日本軍國主義看到尸體枕藉也不放下屠刀，“最愛國”的頑固党相信与其變更成法，不如民族就此淪亡。人民与民族份量到底如何，“宁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曹操早已大言不慚地說透了。
(轉自士柏網)(//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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