樺林札記: 三校長如何對待本校有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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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日訊】〔導語〕本文記述三個時期，三所大學，三位校長是如何對待本校有人被捕的事件，立此存照而已。
大學校長之異同 營救與求助
香港某大學李少民教授被當局秘密拘捕。事件曝光後，有記者詢問該大學，是否有營救活動。據云，李教授家人未向學校求助，故校長並不知情，因此未曾營救。
記者之詢問，在事件曝光之後，此時校方當然已經知情。但直至今日，並未見校方有任何營救行動。這大概是表示：校方必須有李教授家屬之請求，才能開展營救行動。換句話說，不求助，就不營救。筆者不知家屬是否已向校長求助。姑且假定不曾求助吧，於是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當有人處於危險之中時，是否必須求助，別人才能營救？
如果一個溺水者連呼吸都不可能，他能發出求助的聲音嗎？此時人們是等他呼救之後再去救援，還是立即下水把他撈起來呢？中國古代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但還是允許「嫂溺援之以手」，並沒有規定「必須聽到嫂在水中呼救，才能援之以手」，可見救援工作是不需要求助的，所謂「見義勇為」是也。
說到大學，就想到教師的重要，一所大學的水平可以說完全取決於教師。陳嘉庚傾家創辦廈門大學，不惜重金禮聘著名教授，結果一下子就奠定了廈門大學的學術地位。抗日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大和西北聯大，物質條件極其簡陋，但因集中了撤退到大後方的有名教授，所以名聲遠颺，培養出了大量優秀人才。而一個大學能否請到和留住這些教師，關鍵又在校長的水平和人望，是否視教師如瑰寶。
李少民教授之被捕，據說是他的學生們給曝光的。學生們敬愛李教授，發現他失蹤逾月，心知有異，這才訴諸媒體的。可是該校校長卻對本校的教授漠然置之，不知他心中關注的都是什麼。
現在此事已經成為世界新聞焦點之一。四月十七日包括十幾個國家和香港的近四百位學者簽署的致主席的公開信發表了。他們是得知這個消息之後主動寫這封信的，並不是應家屬的請求。
奇怪的是校外熱火朝天，校內卻冷冷清清。四大洲都紛紛伸出援手，唯獨李少民所在的香港某大學卻不見動靜。不知該校校長是怎樣看待這幾百個簽名學者的？家屬並未「求助」，他們就奔走營救，是不是多管閒事呢？
蔡元培以身家作保營救學生
看了香港某大學校長對深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如此冷漠，不由想起昔日兩位大學校長的不同情懷。一位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一位是一九四八年解放戰爭時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袁敦禮。我想到他們營救學生的故事。他們連學生都這樣愛護，更不要說教師了。當時要是有教師被捕，他們肯定會更加奮不顧身去營救的。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北京大學是主力。當天的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打了章宗祥，固然出於愛國激情，但是放火和打人是出格的。這一天有三十二個學生被捕，其中有北大的學生二十人。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原先並不贊成學生上街，但是一聽到學生被捕，立刻挺身而出，積極營救。而且他也沒有等待被捕學生家屬前來「求助」，而是在五月六日親自去北京警察廳，以自己身家作保，要求政府立即釋放被捕學生。
蔡元培沒有白去，北洋軍閥政府全部釋放了被捕學生。
不知香港某大學這位校長先生學過中國歷史沒有。按常理說，貴為大學校長，文化知識至少要比中學生高些。「五四」運動，是中學生都應該知道的歷史常識，特別是身為大學校長，對中國最著名的大學校長蔡元培的事蹟應當不太陌生，因為蔡元培被公認為中國大學校長之典範。如果香港這位大學校長熟知這一切，而在自己學校的教授被捕後竟無動於衷，那就只能往人品上找原因了。
袁敦禮挺身保護學生
如果說蔡元培離今天遠一些，那麼我再舉一個近一點的例子。
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方酣。北京（時稱北平）國民黨當局在各處大肆搜捕地下共產黨員。有一天，國民黨當局到北京師範大學指名逮捕一名學生共產黨員。順帶說一句，國民黨這次逮捕不是秘密綁架，而是拿著公函來到學校，正式要求逮捕該名學生的。當時的北師大校長是袁敦禮。他和這個學生素不相識，但在這個學生的生死關頭，他毫不猶豫地保護了這個學生。國民黨特務對袁敦禮校長還不敢冒犯，只好作罷。（按照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戡亂」法律，這個學生如果被他們捉去，是會處死的。）
此事當時鮮為人知。袁敦禮也從不對人說起。事隔四年之後，一九五二年，中共發動全國高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這場運動的後期，是「忠誠老實運動」，即審查每個人的歷史。此時，袁敦禮已到西北師範學院任教，該校認為袁與胡適都是好友，歷史一定反動，便作為重點審查對象，派人對他的歷史內查外調。結果派出調查的人在北京師範大學查到一九四八年國民黨給師大的捕人公函原件，上面有袁敦禮的批示，大意是：當局要求逮捕的這名學生，品學兼優，不是共產黨員，云云。
這個事實使中共當局對袁敦禮的為人肅然起敬。其實袁對共產主義並不讚賞。他在中國教育界和體育理論方面是學術權威，有很高威望。北京解放前，周恩來曾給袁寫信，勸他留下來，不要走，但他還是走了。他之所以見義勇為，不避嫌疑，保護一名共產黨員，主要是秉持一個學者的良心，對國民黨在高等學府濫捕學生十分反感，完全是從愛護青年出發予以保護的。更可貴的是此事是中共審查他的時候才發現的，而他本人從未對任何人提起過。尤其使人敬重的是，他絲毫沒有想用自己當年這件事向共產黨討好，以換取更好的位子或待遇，從而保持了一位正直學者的獨立人格。這種人品，比起那種只知諂媚權勢以取榮者，不是有天壤之別嗎？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二月裡來呀，好春光，
家家戶戶種田忙。
種瓜的得瓜，種豆的得豆；
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這是抗日戰爭時期北方流行的歌謠，據說是共產黨的歌。這歌除了優美的旋律以外，還包含著樸素的真理。那時候共產黨在群眾中種下了瓜和豆，也收穫了瓜和豆。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中國的統治權，是它收穫的最大的「瓜」。
不過毛澤東進了北京城，就把這首歌謠中的真理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傷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人，這就是在播種仇恨。不過由於中共還需要毛的形象來維持一黨專政的傳統，所以他所種下的仇恨，都由四人幫去遭殃了。審判四人幫就是讓他們給毛澤東當替罪羊。
也正因為鄧小平沒有完全拋開毛澤東的傳統，所以他在改革的同時也種下了仇恨。反對自由化的運動繼續在傷害人。不過在中共所播種的仇恨當中，沒有哪一樁能超過「六四」屠殺的。這是命令軍隊直接向和平居民開槍，因而犯下了故意殺人罪。這個命令是誰下的，現在當局諱莫如深。但是將來總會弄個水落石出的。「種瓜的得瓜，種豆的得豆；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這個樸素的真理永遠不會過時。
殷鑑不遠，就在眼前。最近波蘭當局已經決定，五月十五日將開庭審判前波蘭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將軍。他在一九七○年下令向和平示威的群眾開槍，打死四十四名工人（當時他任國防部長）。和他一同受審的還有七名被告。這事都過去三十多年了。他當年種下的仇恨如今發芽了，該輪到他自己遭殃了。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雅魯澤爾斯基的報應晚了一點。前東德共產黨首腦昂納克，下令槍殺偷越柏林牆投奔西德的東德居民，早就被送上法庭了。至於羅馬尼亞共產黨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夫婦，因為所種的仇恨太多，太深，結果那復仇的力量不是慢慢長出地面，而是化作怒火噴出地面，一下子變成武裝起義。憤怒的革命者當即組成法庭對他進行審判並立即處決。
其實不光是共產政權，其他獨裁統治者凡種下仇恨的，都逃不脫正義的審判。南韓的全斗煥和盧泰愚，智利的皮諾切特，不都是這樣嗎？
中共「六四」所種下的仇恨種子，已經十二年了。在解放軍和武警的高壓下，再加上遍佈各個角落的「安全人員」的嚴密監控和搜捕，那種子一時還長不出來。但是仇恨可以被壓住，卻不會消失。波蘭那顆種子都三十年了，還不是照樣發芽？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直到現在，還在繼續播種仇恨，而且變本加厲，越播越多。對異議者的迫害有增無已，要「消滅在萌芽狀態」；把擁有千百萬信眾的等練功組織打入地下，進行野蠻迫害；最近又對中外學者展開搜捕，弄得海外華人學者人心惶惶。凡此種種，都顯示出當權者有一種末日預感，所以才做出許多喪失理智的行為。
其實，越有末日預感，就越應該牢記：多種瓜豆，少種仇恨。用民間俗語說，就是多種花，少栽刺；或是多行善，少作孽。這是聰明人的選擇。
由誰「消除負面影響」？
中國當局最近大肆拘捕海外華人學者，已經成為近期國際新聞熱點。不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四月二十一日一個發言，給這個新聞熱點又加上一則花絮，平空添了一些笑料。
鑑於中國旅美學者和美籍學者接二連三在中國被捕，美國國務院為了使自己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免遭不測，四月十九日特地向他們發出警告說：美國人，特別是華裔人士，如果他們過去參與過批評中國政府的活動，或發表過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去中國時便有被捕的危險。
國務院還告誡說：「在某些情況下，前往台灣或與台灣媒體有關係者，顯然也會被國安部視同間諜。」
這是一個政府對本國人民的安全高度負責的表現。以前美國政府也常發過類似的警告，對有戰亂的地方，或恐怖主義猖獗的地方，都提醒美國人不要去。
不料美國政府和自己的公民講話，卻惹惱了中國政府。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說：中國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她指摘美國國務院「編造所謂『風險』，企圖挑撥美籍華人及其他人士與中國的關係，這是極為錯誤和不負責任的行為。」
最有意思的是這位發言人最後這句話：「中方要求美方立即糾正錯誤，並採取措施消除其所謂警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什麼是章啟月所說的「負面影響」呢？那就是海外華人學者對中國望之卻步，不敢去了。其實豈止是華人學者，已經有十幾個國家近四百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聯名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寫信，對中國這種大肆拘捕，表示「實在令人驚訝和恐慌」。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已有十人以上取消了原定今年回國的計劃。
這幾百人，都是在美國國務院發出警告之前就感到「恐慌」和取消了去中國的計劃。他們是受誰「挑撥」的呢？
中國有一句份量很重的成語，叫作「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按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邏輯：中國政府抓人，這是有「正面影響」的；美國政府警告自己的公民要小心被抓，這倒是「負面影響」了。
明明是中國政府抓了人，造成海外華裔「人人自危」（美國喬治亞州薩瓦那大學教授洪朝暉語），然而章啟月卻說這是美國國務院「編造的」，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說有人在「挑撥」海外人士與中國的關係，那麼，這個挑撥者正是中國當局自己。你們一時興起，大肆抓人，嚇得許多人害怕，不敢來中國，然後你們又倒打一耙，說別人在「挑撥」。這種邏輯，簡直連紅衛兵的大字報都不如，居然還有臉面對世界輿論！當然，這不能怪那位發言人。外交部發言人的話沒有一句是她自己的。如果她能按照自己的頭腦去發言，也就早被撤職了。
這位發言人還有一句話足以令各國記者大開眼界，就是宣佈「中國是法治國家」。這真是個好消息。幾十年來，都是以黨治國，黨比法大。如今忽然變成法治國家，即法比黨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各政黨……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這一條可以實現了。這不是人們久已盼望的政治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嗎？
但是當人們往下一聽，原來這位發言人所說的「法治國家」，是說中國政府之所以抓了外國人，是因為他們「觸犯了中國法律」。原來她說的「法治國家」，是政府用「法」去「治」別人，而不是用法律為最高準繩，約束政府（包括中共），這才是「法治」的本意。和「法治」相對立的「人治」，恰恰是用嚴刑峻法去統治老百姓，把這也叫「法治」，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不過這位發言人倒也說出一個事實，這就是他們要對所抓的人實行「有罪推定」：只要我抓了你，你就是有罪的。中國的司法制度，特別是「國家安全」和「保密」等方面的羅網之密，伸縮餘地之廣，早為世人所側目。而國家安全機關的權限之大，幾乎超過立法和審判機關，例如，什麼是「間諜組織」或「敵對組織」，都由國家安全部「確認」。也就是說，只要它說哪個機構是「間諜機關」或哪個人是「間諜」，這個機構或這個人的罪名就確定了。這就是中國的「法治」。難怪章啟月的發言那樣有把握，敢於斷言他們抓的人「違反了中國的法律」，抓人的機關就有權給人確定罪名，還有什麼是他們做不到的呢？這種「法治」，能和世界文明接軌嗎？
英國《泰晤士報》前東亞編輯梅兆贊（Jonathan Mirsky）說：「與海南島戰機碰撞事件相比，拘捕學者最終對中國影響更為嚴重，因為戰機碰撞畢竟只是中美兩國的事，可是扣留三位學者已經成為中國的國際問題。不要忘記，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在教育、醫療、法律、通訊，甚至政治和意識形態上，都幾乎取自外國。」這次事件必然會影響中國從世界汲取營養。梅兆贊說：「很多外國學者，尤其是對中國有特殊貢獻的華裔學者，開始擔心他們在中國的研究和教學活動會否受到影響，擔心若留在祖國會被當局逐個對付。」
這位熟悉中國的報人，看法確實有深度。這種「負面影響」將是深遠的。難怪中國政府那麼著急，怒氣沖沖地要求美國「採取措施」，「消除負面影響」。只是中南海沒有冷靜地想一想，這「負面影響」是誰造成的？
是你們抓了人，才把更多的人嚇得不敢來；當然只有放了人，才能消除這種「負面影響」。可是，人在你們手裡扣著，卻要美國「採取措施」，這不是滑稽嗎？
解鈴還須繫鈴人！
──原載《爭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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