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支柱: 想起“五四”不能不懷念北洋軍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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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日訊】 過幾天就是“五四”了。“五四”是值得紀念的：“五四”學運並沒有因爲不滿北洋軍閥政府，就懷念大清的統一與強盛。
無論是在還是在臺灣，總體上肯定“五四”學運的人都占多數。因+爲肯定“五四”學運，就難免要痛斥鎮壓它的北洋軍閥政府，似乎北洋軍閥政府是近現代除汪僞政府以外最壞的政府。尤其是大陸的歷史教科書，總是說那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這其實是很冤枉的。政府與人民之間乃是真正的“雞蛋關係”：好雞常下好蛋，好蛋常成好雞；有什麽樣的國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反過來有什麽樣的政府也就有什麽樣的國民。看看“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運那股朝氣，我就本能地懷疑北洋軍閥政府壞不到哪里去！
仔細一想，再一查，我竟然發現北洋軍閥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政府之一：
我找了幾本經濟史的著作翻了翻，發現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尤其是從1914年到1922年，雖然缺乏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經濟增長速度一類的資料，但各行業、各年度的新增廠家數、新增資本數、新增利潤數卻往往高得嚇人，類似於美國南北戰爭後的“鍍金時代”，爲中國歷史上所絕無僅有。我有找了幾本近代史的著作翻了翻，沒有一本是不痛駡北洋軍閥政府的，但說到那個時期的中國經濟，仍然不得不說“資本主義有長足的發展”、“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期”等等。農村雖然有破敗的迹象，但是那主要是因爲許多人跑到城裏尋夢去了，農民的生活水平總體上也沒有什麽降低，更不要說成千上萬地餓死了。根據我們某些經濟學家“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標準，僅此一點就證明了北洋軍閥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政府。
但北洋時期的好處遠不止是這一點，那時公民所享有的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也是中國大陸歷史上最充分的。隨便幾個人組合到一起，一種報刊、一個志願者的團體甚至一個政黨就從此産生了。各種學說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在社會上自由地流播並進行實驗，科學文化事業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地繁榮。民氣非常旺盛，就連“惟利是圖”的資本家，也普遍地自願組織成商會，動不動就發通電指摘政府的舉措。工人們不顧餓肚子的威脅罷工以支援學運，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也得益于資本家對學運的同情和支援。
而這一切即使不是北洋軍閥政府的英明領導的結果，至少也是它容忍的結果。北洋軍閥政府不但極少查禁民間的各種結社與言論，而且還給導致民氣大振的新文化運動旗手蔡元培、魯迅等人發著很高的工資。即使是在“五四”學運發生之後，即使是在“學運”出現了過激行爲（如火燒私人住宅就無論如何說不過去，不大像學運，有點像義和團）之後，軍閥政府也沒有用坦克、大炮來對付學生，反倒在壓力下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北洋軍閥政府的不敢蔑視民意，不是很清楚嗎？
北洋軍閥爲什麽不那麽壞或不敢那麽壞？我想一方面是得益於辛亥革命多少改變了政府與人民的觀念，另一方面是得益於大一統的打破。大一統一打破，掌握權力的不同勢力之間就不能不發生競爭，就不能不發生“你不行我來執政”的問題。儘管這種競爭還沒有進化到採取真正民主選舉的辦法來確定執政者，但軍閥們仍然能夠意識到人心的向背對軍事力量競爭的輔助作用。
類似的現象我們在歷史上很容易找到。西歐爲什麽較早地進入資本主義文明時代，恐怕與西歐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因而存在競爭有很大的關係。在中國，戰國時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遼宋夏金時代，統治者們都不斷在維護祖國統一的名義下發動屠戮同胞的戰爭，但由於存在這種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競爭，統治者也不能不減輕對民衆的壓迫，結果這幾個飽受戰爭之苦的時代反倒成了經濟發展較快、科學文化繁榮、人民生活相對富庶、民氣也比較旺盛的時代。戰爭是人類的災難，但專制的大一統似乎是比戰爭更大的災難。戰爭給我們帶來重大的創傷，而通過戰爭所形成的專制的大一統則往往使我們窒息。
──轉自《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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