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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9日訊】 土改殺人有指標
保護人身自由，首先是保護人的生命自由，這叫“人命關天”。但在共產黨政權眼裏，視農民生命輕於鴻毛的事卻是經常發生的。
共產黨殺農民，始於土改。這個時候殺的農民主要是地主。但也不分青紅皂白濫殺。在廣東被濫殺者中，就有名中醫、好鄉長、歸僑教師、中農、前國民政府低級公務員。
土改中被殺的地主有的是被鬥死的、有的是被活活折磨死的。丁玲女士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說，農村的鬥地主“按照農民的心理，要麽不鬥，要鬥就往死裏鬥。在（河南）杞縣丁莊鄉的鬥地主運動中，發明了坐飛機的刑罰。把地主束縛後，再用繩子系於牛身上，再在牛的便道上拴上火燭，火燒牛身體，牛就拼命狂奔，不到幾分鐘，人就血肉模糊了。”
第二類被殺者是被逼死的。前新華社社長穆青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二日的中共《內部參考》中報道：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四十餘起。且其中大部爲中農以下成份。蘭封縣瓜營區在二十天內即接連逼死七人。據《帶刺的紅玟瑰》一書透露，一九五三年春季，廣東粵西地區的土改中有一千一百五十六人自殺。其中，二月三日到三月六日，只一個月出頭，自殺者竟高達八十五人。
第三種，也是最常見的一種是定指標殺人。廣東殺人如麻，領導者是後來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整死的陶鑄。當時，廣東土改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爲貫徹這一方針而被濫殺的農民有數十萬之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毛澤東嫌原來在廣東主持土改工作的方方“迷失方向”、“打慢板”，遂將陶鑄調到廣東，自此以後，廣東濫鬥濫殺處處開放綠燈，居然發展到可以隨意拉人回村鬥爭，甚至殺害的地步。一位土改曾擔任鄉土改隊副隊長的當事者說：五二年荔枝大熟時節，過去殺地主沒有限定數額，現在每個鄉要定出多少個村殺多少個地主的計劃：過去審批判處地主死刑的許可權由縣的中共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三巨頭共同掌握，現在下放區一級領導：過去對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還要核實，看是否真的“罪大惡極，查有實據”，後來只要肯靠攏土改隊的窮苦農民（不論良劣）敢於“揭發”，不需查證，便可用以作爲判處死刑的“證據”。這位當事者說，“那時，上頭一層層開放殺地主的綠燈，各鄉、各村的土改隊長、組長，便都照看去做，生怕完不成殺人定額，犯右傾的，被處分。”
共產黨政府在這個時期一共殺了多少地主？官方沒有統計數位。外國人寫的《康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估計，在土改中被處死的地主達一百－二百萬人。這是數位可以算是最保守的數位。前《華盛頓郵報》前駐北京記者薩澤藍的調查報告——“毛時代的大衆死亡”認爲，被殺的“地主”在一百萬至四百萬之間。（《華盛頓郵報》，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七－十八日）而最多的統計數位是“不少於一千”。
統購、合作化整死農民
如果說地主不屬於農民之列，如果說共產黨奉行階級鬥爭之說，把農民與地主關係看成你死我活，因此可以放開手來殺地主的話，共產黨政府又如何解釋在殺完地主之後，又騰出手來殺農民呢？
一九四九年之後，規模化的農民死於共產黨政府之手開始於統購及合作化運動階段，然後延續到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時期及農業學大寨階段。
統購統銷開始的時候，農民開始只是覺得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厲害。當時農民發牢騷說：“國民黨不好，糧油隨便買，共產黨好，吃過頭糧食，三兩油。”但他們馬上意識到，共產黨政權是一個殺人的政權：一九五五年，包括後來成爲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在內的一個調查組撰寫的一個調查報告中透露，一些農民反映“現在政府不知怎樣，共產黨要整死人”。
山東曹縣，統購和合作社運動中提出的著名口號是“那個運動還能不死人，看死的什麽人”。
一九五三年一零月，陳雲在建議實行統購統銷時，就明確說過：“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的事都可能發生。”
但政治局會議還是決定搞統購統銷，很明顯，當時的政府已經明擺出一副你農民要死就死去的架式。四零年後，統購事件的見證人之一薄一波回憶說：“正如陳雲同志所預計的，統購中國家同農民的關係是緊張的，強迫命令，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像都發生過。個別地方還發生了聚衆鬧事的事件。”
統購統銷大行其道的時候，杜潤生是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他參與撰寫的一份浙江農村情況的報告透露：浙江農村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像已續有發生。當時的浙江，被稱作全國冒進第一。
一九五五年四月，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農民的數位是一百三十四人。（他在報告中用的是“頂牛“這個詞）這一數位是迄今官方透露出來的統購中死亡人數最多的省份。
逼死農民排行第二的是廣東。一九五五年一月以前，“全省因購糧自殺者一百十一人“。一份官方文件只透露廣東新會縣蓮溪鄉被殺的人中間有一個老太太。可憐的老人，被前來收糧食的工作隊封在屋子內，然後上吊自殺。
迄今爲止，公開披露出來的統購統銷期間最著名的整死農民的案件是甘肅鎮原“反革命集團案”。據統計，在這個縣的範圍內，因“反革命集團案”受株連的人達一千六百五十人，其中逮捕判刑一千五百零三人，死在監獄的三百三十三人，被管制的一百四十七人，老百姓前後受到批判的有三千多人。
如此多的農民遭受如此大難，僅僅是因農民無法向國家貢獻糧食，而必須吃返銷糧。當時，省地縣各級政府官員斷定，糧食問題是因爲反革命分子在作怪。
大饑荒餓殍遍野
大饑荒發生在大躍進時期，但誘發因素是統購統銷加謊言。一九五五年之後，糧食徵購是在核定數位的基礎上進行的，高估産必然帶來高徵購。在那個謊言遍地、人們連常識都沒有了的瘋狂年代，餓死人的事件是早晚要發生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核定的糧食指標是五零零零億斤，而五九年－六一年實際産量分別爲三千四百、二千八百七十、二千九百五十億斤，這三年實産平均比一九五七年減産八百二十七點六億斤，由於定購數位太高，平均年徵購糧食反而比一九五七增加九五點八億斤。
這種收購“過頭糧”的必然結果是農民的災難。迄今爲止，河南信陽是已經披露出來的在大饑荒時期死亡人數最多的地方。李先念當時目睹的最爲恐怖的場面是：他所見的村莊中，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這樣嚴重的事件是如何發生的呢？據事件當事人，已故的原信陽地委副書記、主管農業的張樹藩回憶，當時信陽全地區糧食産量最多只能達二十億斤，但地委書記及其河南省委的領導卻放“放衛星”放到了七十二億斤。結果是，農民被迫把口糧、種子糧都交了統購。秋收剛完，農民便沒有飯吃了。群衆無奈，就在家裏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不僅把他們的鍋砸了，還認爲外出逃荒是破壞“大躍進”，層層設崗，阻止農民外出逃荒。
事情發展這種程度，當地的幹部不僅不檢討，反而認爲是農民把糧食隱瞞了，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産運動，結果帶來的是更大範圍的死亡。有一個黨支部，二十三個黨員餓死了二十個。張樹藩的秘書余得鴻告訴他，在半個月內，他的大爺大娘父母親全部餓死。張樹藩追問這位秘書，農村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秘書告訴他，僅僅他們村的村西頭就餓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人埋。
令張樹藩驚訝的是，他原來估計當地餓死的人在二十－三十萬人之間，後來內務部、中紀委派人來信陽瞭解情況，結果是他說的數位的好幾倍。
令人氣憤和遺憾的是，到底有多少農民成爲大饑荒的受害者，到今天仍然是一筆糊塗帳。在此羅列的數位只是想讓中國的農民瞭解共產黨政權大概奪走了多少農民的生命。薄一波說：僅在一九六零年，死亡人數是一千萬。美國學者彭尼·凱恩推算，三年死亡二千六百萬。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大饑荒，死亡一千六百－二千七百萬人。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推算死亡人數是三千萬。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茨伯裏估計六十年代初中國大陸因饑餓死亡三千七百萬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大陸死亡人數爲四千零四十萬至四千三百十九萬之間。胡志偉說：三年饑荒餓死五千萬農民。
社教與殺人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對不是單純的對農民的思想教育運動，它實際上是一隻包著天鵝絨的鐵拳頭。許多人不明白，共產黨爲什麽殺農民？說得高尚點，是爲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烏托邦，說得低下點，是爲了讓農民走集體化道路，而集體化則是爲了從農民那兒多弄點糧食。中央辦公廳的一份文件提供了這方面的佐證：廣東、雲南實行的社會主義教育，在打擊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的同時，還幫助了完成糧食任務。“從運動初步情況來看，效果很好。……對糧食統購統銷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潮陽縣五個鄉統計，在二百十六個單幹戶中，原來只賣糧一萬三千斤，經過說理鬥爭後，多賣了六萬二千斤。”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辦公廳的報告說：廣東三個專區統計自殺四十五人，逃跑九十人。山東嚇死、打死十多人。
繼續一九五七年的大規模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後，是六十年代初的更大的一次社教運動。薄一波說，到一九六三年二月底，湖南死亡人數七十六人，（有的說死了九十七人）。
在一九六四年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僅北京郊區通縣，自殺的有七十多起，死了五十多人。山西洪洞縣也死了四、五十人。
文革農民死於非命二百萬
緊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是文化大革命，丁抒對這個時期農民死亡情況的研究表明，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五千零六十三遭揪鬥，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寶山縣‘清隊’，‘經縣革委會審批的揪鬥物件一千七百零二人……全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三百三十四人’。如黑龍江省賓縣，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殘三十二人。人口特別少的縣，被整死的人數才少於一百。譬如中蘇邊境上的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全國以二千餘縣計算，一個縣平均死一百左右，農村死亡總數在二百萬左右。”
血染的大寨紅旗
大寨成爲全國農業口的旗幟的最大因素是它符合毛澤東政權集體化烏托邦的理念和農村爲城市服務的功能界定。周恩來在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一次會議誇獎它“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産的先進典型。”“大寨大隊進行了這麽多的建設，農業生産發展這麽快，完全是靠集體的力量。”“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一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點八萬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二千斤。”
三十年之後，人民終於發現大寨這面紅旗除了愚昧、謊言，還有恐怖的血腥味。一九八零年《山西省委關於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說，大寨製造的禍害之一就是“不斷愛鬥，七鬥八鬥不停止”“把許多幹部群衆當作‘敵人’，進行無情的打擊和殘酷的迫害。……這樣亂批亂鬥的後果，使相當多的幹部群衆遭到迫害，有的被整死，有的造成殘廢，後果是嚴重的。”這份報告沒有披露大寨到底有多少人被整死，但《人民日報》的一個記者履行了一個記者的天職：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年期間，昔陽縣死於“全面專政”人總計一百四十一人，傷者不計其數。其中二人棍棒之下當場斃命，十四人致傷而死，餘者全部不堪謾駡淩辱自己慘烈地結束了自己的性命。其中六十二人是用絞繩上吊，三十六人投水自盡，六人跳崖，還有二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甕窒息而死。
暴力橫行的農村
中國名氣很大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曾經將傳統中國鄉村的權力類型分爲三種類型。第一種叫橫暴權力，這是一種利用暴力進行自上而下的不民主的、威嚇性統治的力量；第二種是同意權力，是一種經過社會默許、契約、退讓而形成的權力；第三種是教化權力，即通過文化的繼承和傳統的限制所造成的力量和社會支配。費孝通教授的三種權力劃分理論雖然是講“傳統中國鄉村”，但在現代中國，中國鄉村社會的橫暴權力仍然隨處可見， 甚至是一種主導性權力。
一九七八年前，共產黨政權在中國農村行使橫暴權力的開始是土改。第一次威嚇的農民是地主。在這之後，共產黨政權則基本上是對農民行使橫暴性權力。
在一九五三年的那個決定實行統購統銷的政治局會議上，共產黨政權的最上層決策人士因爲心中無底，擔心農村爆炸性的後果發生，毛澤東因此號召大家要有心理準備、準備“打一仗”。統購統銷就是在這種國家政權摩拳擦掌的背景下開始了。
在統購過程中，說有的政府就是強盜政府，並不是誇張之舉。廣東新會縣蓮溪鄉的政府、高要縣第九區的政府就是這樣幹的。他們拿著秤挨家挨戶要糧食，不賣的就當場綁起來。一份報告披露說，高要全縣各區均發生嚴重的吊打現像。
中國農民是溫馴的，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永遠就是沈默的羔羊。一九五七年之前，中國農民眼見著自己的自由日益被剝奪，也曾經一再嘗試對毛澤東政權的集體化有限反抗。例如，江蘇泰縣數個鄉“鬧事”，到縣裏請願的農民有二千多人。
浙江在集體化過程中全國冒進排行第一，但廣東也不遜色多少，大概因此之故，這兩個地方的農民鬧得最利害。廣東先後退社的有十一、二萬戶。浙江仙居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全縣三十三個鄉鎮中，有二十九個發生鬧事事件。全縣三百零二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者占一百十六個，部分垮臺者五十五個，入戶社員由91％下降爲19％。“大幾百農民和縣領導形成對立，由於不答應他們散社，在少數人的煽動下，竟將縣政府和縣公安局的門窗砸爛了，這幾乎是一場暴亂了”。
據說現在已經披露的材料看，浙江仙居事件是合作化運動期間發生的最大的一次農民暴動事件，這一事件驚動了中南海。毛澤東曾經派人火速趕往事故發生地進行調查。當時參加這一調查的人員回憶說：仙居的農業社基本都已經解散了。當時的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對從中央農村部下去調查這位官員說：由於社會不穩定，不要座臥車去，那樣目標太大，要坐吉普車。這些“欽差”“車出錢塘在蕭山縣屬的路上，便遇到結隊的農民張著各式各樣的旗幟，浩浩蕩蕩迎面而來。”
但是，伴隨反抗的便是毛澤東政權對農民施加的更加直接的暴力。在仙居事件發生之後，當地政府組織偵察力量，逮捕九人，拘留四十二人。廣東爲了遏制退社潮，在一個月內，批判鬥爭了二千多人，戴帽一千一百多人，管制一百三十五人。
鎮原慘案
從現今已經披露出來的情況看，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農村最具暴力和恐怖色彩的事件是甘肅鎮原冤案。鎮原是甘肅省的一個自然條件很差的地方，在一個國家向農民要糧食幾近瘋狂的年代，這個地方的農民卻要吃返銷糧。這是這個地方的農民命運悲慘的最大原因。
一九五八年七月，平涼地委副書記潘煥傑、檢察長胡禮新帶工作組進駐鎮原縣，他們的使命是要揪出影響糧食增産的反革命分子。兩個月之後。他們在這個貧窮地方居然查出“階級敵人”二千多人，被逮捕的人數達一千零九十六人。
考慮當地如此緊張的階級鬥爭形勢，甘肅省第一書記張仲良聽完工作組的彙報後居然立即表態說：“事不宜遲，遲則有變，立即逮捕，一網打盡。”當晚，前來打擊階級敵人的除了公檢法這些專政機器之外，還有正規公安部隊。
鎮原縣城開始戒嚴，機槍隨處可見，然後，全縣大逮捕開始。大逮捕時，全縣分爲五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組成員或縣委常委擔任工作組長，隨身攜帶蓋好印章的逮捕證，隨時填寫，隨地捕人。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在先鋒農業社聽到群衆反映沒糧吃，請求供應回銷糧，即指示隨從人員把反映問題的人名記錄下來，立即召開群衆大會，一下子逮捕四十八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與村裏的一個貧農社員重姓重名，在逮捕大會上叫到這個人的名字時，那名貧農社員應聲站起來，結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於獄中。另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和縣委一副書記到馬渠一帶下鄉，幾天時間就抓了二百多人，還用麻繩把人串起來，一串一串地往縣上拉。張溝大隊有個社員到大隊部要糧，問姓名，回答說‘劉國章’，工作組負責人居然荒唐地說：‘劉關張！劉關張在三國時就搞得烏煙瘴氣，現在又來搞亂社會主義，給我抓起來。’此人嚇得轉身就跑，結果還是被抓進監獄，不多時即死在獄中，其母親也餓死了。”
一九五八年一零月三一日，甘肅省委批准將此案定爲“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到一九五八年底，這個縣被定爲“反革命集團”案內成員和受株連的一千六百五十人，（在社會上還逮捕了一千三百四十七人）其中逮捕判刑一千五百零三人，死在監獄的三百三十三人，被管制的一百四十七人，老百姓被迫扒驢糞、鑽雞窩，抱磨盤、拔鬍子。三百四十七人戴上“四類分子”帽子，前後受到批判的有三千多人。
強迫組織化與暴力
三十多年的農村集體化，襯托出來的政權性質及其權力行使方式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橫暴權力。可以說，中國農民是從共產黨將其組織起來的過程中，開始體驗到什麽是自由，什麽是不自由。
生活在農村的農民，最需要的是一種作爲種田人的自由感。這種自由感就是“幹活自攢自，有勞有逸，自由自在”。合作社時代的“吹哨集合，插旗幹活”這種近乎軍事單位般生活，農民會有自由感嗎？有的合作社不准串親趕集，不准私自經營副業、否則以“違法集體利益論處”。有的合作社甚至規定，夜間不准私自外出，違者以“偷竊論處”。爲了實行此規定，有些鄉在街口持槍站崗搜查。在這種情況下，怪不得農民說“入了社， 還不如勞改隊”。
很多人認爲農民失去人身自由是從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高潮之後才發生的事情，事實上，農民沒有人身自由的事情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就已經發生了，這主要是指中國農民被直接和間接地強迫納入共產黨政府主導下的集體化過程，農民向政府抱怨“組織起來不好”實際上就是控訴政府以集體化爲名，剝奪農民個人自由。
強迫性的集體化過程開始於東北，東北是共產黨最早接管政權的的地方，由於擔心農民中有的人先富起來，高崗領導的政府通過直接和間接手段強迫農民加入互助組比率達高達70－80％。強迫方法之一是無休止的開會，說服，直逼得農民怕耽誤生産不得不答應入組爲止。在強迫入社之外，還有強迫不許退社。有的地方規定，組員要退組，第一次給予批評，批評後仍然要退，就只能‘淨身出組，車馬留互助組’，而且不准組員和退組戶來往。有的還規定，哪個互助組散了，罰款一百萬元（舊幣），給軍屬代耕一坰地。
一九五一年秋天，中共中央在華北地區召開農業合作化會議。毛澤東對主持會議討論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說：“一定要請樹理同志參加，別的人缺席一個兩個不要緊，趙樹理可千萬不能少。”“他最深入基層，最瞭解農民，最能反映農民的意願”。人們都知道趙樹理寫過《小二黑結婚》這樣的名篇，但毛澤東對趙樹理如此看重，並不完全因爲他是書生，實際上，趙樹理還是一個專管農民的父母官。他後來話：“照我瞭解到的農民是願意單幹，不願合作”；現在的農民不願意搞集體化，他們正在琢磨“一家一戶，吃吃勁勁，自自在在地好好幾年”。
儘管農民的民意如此，但農民的民意算什麽？共產黨政府沒有讓農民“一家一戶自自在在好幾年”的時間表。將個體農民納入組織化過程的集體化立即開始。“在浙江蕭山市尖山下村，一九五零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以村爲單位進行了土改。土改一結束，縣委即以增加生産、阻止兩極分化爲目的，組織農民辦互助組”。
一九五二年的四至八月，一個包括全國勞模和農業科技工作人員在內的二百餘人的龐大中國勞模代表團被派往蘇聯，此行的目的是學習社會主義老大哥的集體化經驗。勞模之一吉林韓恩農業市場合作社領導韓恩說：“蘇聯今天的道路，就是我們明天的道路。”與此同時，黨的喉舌爲也開始爲集體化迅速製造輿論，大意是如果不走集體化的道路，舊社會就要馬上捲土重來。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說：河南十六個村發生了悲劇，那裏的三千七百五十三個農戶當中有一百八十五戶正在賣地。”
在勞模說教，輿論導向之外，強迫組織化的慣常手法就是搞政策傾斜、經濟強制。與其他的強制比較起來，這種間接的強制手法算是那個時代最溫文爾雅的強迫了。高崗領導的東北在搞農民互助組時首先使用這些手法。“吉林、松江兩省某些老區，採取各種方法排斥限制單幹，如單幹戶出門不給開路條，開荒時不准先占場子。……不給貸款、貸糧、貸農具、合作社不賣給任何東西。有的人甚至提出單幹戶沒有公民權，單幹戶‘不僅在生産上步步感到困難，而且在人權上受到歧視。’”
河北雄縣北沙口鄉，有的社員因不滿要求退社，鄉總支書記威脅社員說：“退社就是和國家分家，分了家，糧食局、供銷社、農業社一律跟你們絕交。”
山西長冶晉誠一些農民因爲沒有入社，供銷社幹部拒絕賣食用油給他們，晉誠三區賈泉供銷社規定社員加入農業社每人每月共油七兩，入了互助組六兩，“單幹”社員只供五兩。
在“經濟強迫之後，便該輪到“政治強迫”了。當時官方的一篇文章給“政治強迫”了另外一個名詞叫作“政治威脅”。即將所有事情，無論大小，上綱上線，如與愛國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美帝國主義挂鈎，對農民搞“政治威脅”。這種“政治威脅”法是共產黨政府在歷次農村運動中使用的慣常手法。
河北省大名縣的兩個社，發展社員時在街上擺了兩張桌子，村幹部向群衆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你走那條，要走社會主義的在桌上簽名入社”，文集村村幹部在群衆大會上講：“誰要不參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
浙江吳興縣善連區利用一次鬥爭富農大會向群衆宣佈：“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辦社。不入社，跟他們一樣。”這一招真靈驗，農民怕重新劃分成分，與富農爲伍，便苦苦哀求入社。
河北雄縣北沙口鄉，有的社員因不滿要求退社，鄉總支書記威脅社員說：“退社就是和國家分家，分了家，糧食局、供銷社、農業社一律跟你們絕交。”
山西長冶黎城的幹部，以“不入社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是想美國”等威脅群衆報名加入合作社。在那個中美之間處於敵對狀態的年代，讓美國與自己有瓜葛是禍非福。
“政治威脅”往往伴隨兩條路線鬥爭，在那個路線是綱、是生命的年代，一旦問題進入路線階段，暴力和恐怖便立刻將至。官方文件將這一階段稱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名義下的“行政強力”例如，一九五八年秋末，在農業合作化已進入高潮的時候，浙江祝會鄉某村的原村長就是頂著不辦，還說了一些“怪”，縣公檢法派人隨工作組進駐該村，先把他們當“階級敵人”批鬥，後來又把他們全家遣送黑龍江。
集體化往往伴隨著“單幹化”,這是物極必反的規律在起作用。在當時，“包産到戶”就是單幹化。在一九七九年安徽農民搞包産到戶之前，中國農村先後發生過三次較大規模的“單幹化”運動，最早是一九五七年浙江溫州的包産到戶，然後是一九六零年在安徽的包産到戶，接下來是一九六二年在安徽、廣東、甘肅、寧夏、貴州、河北、湖南更大範圍的包産到戶。“如此交替，迴圈不止，‘包産到戶’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在“單幹化”出現的同時，便是共產黨政權爲捍衛集體化而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是集體化過程中的一個規律性的現像。與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單幹風”相伴的是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社教運動，在一九六零年的包産到戶出現之後，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澤東指示中央發出了《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而對付一九六二年幾乎蔓延了半個中國的的包産到戶的則是一九六三開始的那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這些年頭之外，毛澤東一旦發現反集體化風吹草動，也要發動社教運動。可以說，在一九五七年之後，到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毛澤東的社教運動就沒有停止過，毛澤東成了一個十足的“社教狂”。
伴隨社教運動的往往是赤裸裸的強迫。例如，一九五七年的社教運動是將合作社的優越性、統購統銷以及肅反和法制這些問題攪在一起的，這使使人們看到共產黨政權在溫情脈脈之後“教育”運動之後的鐵拳。借助這種形軟，實硬的兩手方法“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迫使解散了的和退了社的農民，只好又回到農業社裏來。”因此，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實質上是毛澤東政權在對農民洗腦和強迫集體化。
一個對合作社過程一清二楚的官員說“農民經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兩條路線鬥爭，受到批判，甚至有一些富裕中農還受到了鬥爭和拘捕，但也取得了一條重要經驗，這就是集體經濟組織是絕對散不得和退不得的，雖然農業合作社章程有入社退社自由這樣的明文規定，但只是條文而已。……”
恐怖遍野的鄉村
許多人納悶，人都是有良心的，爲什麽要撒謊？許多人納悶，爲什麽共產黨能夠如此驅使中國農民，更有人納悶，爲什麽農民不造反？這是因爲共產黨政權在農村製造了史無前例的恐怖。
對農民來說，一旦一無所有，最終會鋌而走險，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往往遵循這一邏輯過程發展。農民雖然窮，但是，他們不恐懼，不害怕。但對共產黨政權時代的農民來說，他們不但赤貧，而且恐懼。中國大地數千萬農民死於饑荒，共產黨的江山居然還是鐵打一般。這是因爲毛澤東政權把農民整怕了，他們從骨髓裏害怕共產黨。陳勝、吳廣造反的那個年代，皇帝再昏庸、專橫，農民的命運再悲慘，也沒慘痛到自己被宰割的時候還不能喊叫。中國的農民最後都變成了一座座無聲的石碑，唯有在大雨沖刷時才掉些憤怒的眼淚。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共產黨政權統治中國農民後搞了多少運動？互助組、統購統銷、合作社、五七至六六年幾乎不間斷的社會主義教育、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無窮無盡的運動，在運動中，農民還被批判、鬥爭、折磨、謾駡、吊打、毒打、捆綁、遊街示衆，逮捕、逼得逃跑、被嚇死、氣死、餓死、活活打死，從裏到外遭受從肉體精神的折磨，還目睹了梁漱溟、李雲河、彭德懷、鄧子恢等大小中共官員爲農民說話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命運，遭受過所有這些劫難的任何人都會對毛澤東政權毛骨悚然， 恐怖之感油然而生。
薄一波在回憶中說，當年河北徐水縣成爲“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試驗區後，所有党的領導人幾乎都參觀了。在這些參觀人當中，如果沒有人發現畝産六萬公斤小麥、二千五百公斤皮棉和六十萬公斤山藥之類的産量是騙局的話，實在難以想像。他到徐水參觀的時候，他看出那些挂在棉桃上的棉花全是假的。他的同伴也告訴他不要與這些假棉桃合影。但是，沒有人出來揭穿這種騙局。
在河南信陽百萬人大死亡事件時，“當時省委並不是不知道信陽地區的問題。省委主管財貿的副書記宋致和就曾在信陽至橫川縣的公路上看到幾個餓死的人，省紀委書記劉名榜是信陽地區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見死的人沒人埋和鄉親們的饑餓情形。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爲人民說句號實話。”
大躍進期間，在甘肅鎮原的有些地方，農民吃一頓好飯，也要設崗放哨，唯恐幹部看見。
廬山會議之前，河南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手下的副書記張福鴻到一個生産隊搞包産到戶試點，廬山會議後，馬龍山憑其第六感官預感大難將至，居然在縣委會議上反咬張福鴻擅自作主搞包産到戶。張據理反駁。馬龍山先是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對其發動批鬥，然後將張福鴻活活打死，以圖殺人滅口。在犯下如此罪孽之後，還編瞎話說張是畏“罪”自殺，立即埋掉。（這個真實故事的結尾是馬書記按律當斬，但仁慈的毛澤東大筆一揮，說：“我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在集體化的任何一個過程中，強迫與恐怖都是相伴相生的，最後，毛澤東政權將恐怖“昇華”到了一種“看不見的手”的超級境界，讓人們隨時都感覺到一種無法捕捉到的莫名其妙的恐怖感。
想到共產黨政權製造的這種恐怖，便可以想到安徽小崗的農民在那份滿是錯別字的生死協定上爲什麽要將包産到戶與殺頭坐牢相提並論了。在他們以前，浙江永嘉農民在李雲河帶領下，帶頭搞包産到戶，最後曾導致上百萬農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二百多農民被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英雄式的農民徐適存因在群衆大會上高喊“包産到戶就是好”而被定罪爲“破壞合作化，被判刑二零年”，最後死於監獄。
在毛澤東政權體制之下，農村幹部時常扮演雙重角色，他們既是抄刀的劊子手，也是毛澤東政權路線的受害者。河南信陽事件中，不僅有百萬農民成爲餓死鬼，還有八位縣市委書記被逮捕法辦，其餘的統統被撤換。永嘉縣委帶頭搞包産到戶，結果縣委第一書記李桂茂被打成中右分子，撤職降薪；縣委農業書記李雲河被定成右派、撤銷職務，勞動改造；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成爲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往農村；縣農村工作部予以取締，部長韓洪昌、副部長呂克熙、周祥千、局長胡宣哲均爲右派，秘書潘長平爲壞分子，一律撤職，降薪、勞動教養。
即使在毛澤東死了數年之後，恐怖之氣氛在中國農村的上空絲毫也沒有減緩。到一九八一年冬天，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即使已經得到中央首肯，但在農業大省四川，有位市委領導還在公開發表講話，聲稱包産到戶是方向問題，性質問題，要堅決糾正，爲此不要怕減産，不要怕幹部躺到不幹，不要怕群衆鬧事，甚至揚言要動用專政工具。長江邊一個大城市主管農業的負責人在幹部大會上宣佈：“誰要繼續搞包産到戶，是共產黨員的開除黨籍，不是黨員的開除公職。公安局的大門是敞開著的，不希望你們有人進去，但誰一定要莞裏鑽，那也沒有辦法。”
鑒於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恐怖，今天的人們不得不佩服陳庭元、王鬱昭、萬里這些農民父母官在推動農村“大包乾“改革中的勇氣。前《人民日報》的農村工作部主任說：幾乎是在一九五七年之後，“包”字便成爲禁區，“從一九五七年後到一九八二年前，在《人民日報》上找不到‘包産到戶’的字樣，提到的只是批判它的。”他們可以是冒著政治生命和個人生命的代價在推動農村改革，安徽包産到戶的試點縣肥西縣的負責同志曾經說：“試驗包産到戶的一年，我們害怕了一年”。萬里這個省委書記先是受到《人民日報》的圍剿，當時的全中國也只有區區三個省委書記與他有共同語言，要不是鄧小平和陳雲這兩個中共元老出來爲他所話，萬里的政治命運和生命故事肯定要重寫。
──原載《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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