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操盤手透露“私募基金”絕對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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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4日訊】 小曾現在的身份是“無業游民”，每天坐在上海富人扎堆的頂級別墅里，看看書上上網，用他的話來說，“這樣的日子過得真爽。”而他原來的身份是一家證券公司的操盤手，確切地說是一支人們通常所說的地下私募基金操盤手。1999年從一所著名的大學畢業後，憑著自己對花花綠綠的股票價格數字的敏感，獨立運作資金上億的資金，在可以一夜暴富的證券市場，短短一年的時間，他為自己賺得了千萬的身家，2001年新年過後，他將自己的股票全部套現，落袋為安，在公司兌現了原先約定的提成後，離開這家公司，賦閒在家。
據新浪報道﹐在淮海路一家僻靜的酒吧，記者通過朋友的介紹，和他聊起了他原來從事的工作，聊起了現在議論紛紛的私募基金，聊起了他激流勇退的選擇和他現在的生活狀態，或許是年輕的緣故，他沒有任何的拘謹和戒備，而這也恰好可以為我們重現了類似群體的生活和私募基金最真實的東西。
上海就有1000家
私募基金，又稱為向特定對象募集的基金，是指通過非公開方式面向少數機構投資者或個人募集資金而設立的基金，它的銷售和贖回都是基金管理人通過私下與投資者協商進行的。其相關信息公開披露很少，主要以一定資金抵押和個人信用為基礎，資金量很大，管理卻不規范，在目前的證券管理中是一個不小的灰色地帶。日前投資基金法立法小組組長王連洲在接受記者釆訪時也指出，私募基金和代客理財目前是一個灰色地帶，但資金量很大，對股市有一定影響，在投資基金法中將通過立法盡可能規范私募基金管理制度和投資渠道，對基金經理人任職資格作一定限制。
我們的談話是從投資基金立法開始的，他很肯定的介紹，這些地下基金的規模現在雖然無法准確統計，但總量估計至少在1000億元以上，大大超過目前的公募基金規模。實際上，當人們談論是否給予私募基金合法身份的時候，一直處於地下狀態的私募基金性質的機構已經很多了，僅上海一地的投資管理類公司就超過了1000家，它們完全是由市場需求而自發“成長”起來的，私募基金的來源多種多樣，有民間資本，國有企業流動資金，金融機構資金等等，在股市大熱的1999年和2000年，無數游資爭相流向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通過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來謀求超額利潤。證券公司打新股投資公司跟庄
“證券公司是最有條件參與私募基金的。”小曾向記者描述了證券公司組織這些基金的資金來源。通過一級市場業務，證券公司和一些大客戶建立了相互信任關系，這些客戶上市後，大量閒置資金亦順理成章地委托給證券公司，進入證券市場。在國家放開三類企業入市以後，委托的資金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因為證券市場的投資回報太豐厚了，委托的資金多得很。”小曾說。其他一些准私募基金大多以投資管理公司和投資咨詢公司的形式運轉，或者以工作室和個人專用帳戶的形式操作。在上海，比較普遍的是一些民營的或者是上市公司投資的投資管理公司，注冊資本在1千萬以上，代理資金在幾千萬到上億不等。那些委托給證券公司的資金大多被券商投入了相對風險較小的一級市場，專事申購新股。上億元的大資金通過二級市場獲得較高的收益率，遠不如小資金有保證。因此，為了吸引大量資金，一些營業部就有類似的“一級市場基金”，專門在一級市場中打新股。利用營業部的優勢，實現的收益率不僅較高，而且基本上沒有風險。1997年以來，隨著一級市場的活躍，這類基金增長亦十分迅速。當綜合類券商經批准可以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受托管理現金、國債或者上市證券後，從地下祕密轉為地上公開後，各券商之間在這塊業務的競爭更加激烈了。大券商通過其金字招牌和其與上市公司的良好關系，在承諾一定的無風險固定回報的基礎上，吸引了大量社會資金，通過一個個自己制造的概念────資產重組概念，網絡，高概念等，事實上獲得了巨大的利潤。
而一些資金小一點投資管理公司一般釆取跟庄和組合投資，兼顧一級市場﹔資金幾個億以上的有的以一級市場為主(新發行辦法以前)，有的以做庄為主。一般都和上市公司與券商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這些投資機構一般釆取代理投資的形式運作，前兩年股市走牛，游資要求的回報率較高，一般是保底10%以上按比例分成，投資公司必須提供一定的原始資金作為抵押，在相關的證券營業部監督下進行投資，一旦到達某個事先約定的止損點，就必須立即清空所有股票籌碼以保證客戶資金安全。對上市公司設立的投資公司來說，則不存在這個問題，只要求派出的投資人員有一個較好的投資報酬即可。一群富有的年輕人
“像我這樣身份的人，即所謂的基金管理人，除了一些民間的個人大戶外，比較常見的是一批從證券公司流出來的精英，主要是原來的券商的操盤手和投資銀行人員，背靠券商的資源和原來在業界的名氣，加上自己的高素質和業績，相對比較容易取得巨額資本的信任。”“別看我現在這麼逍遙，其實在工作的時候，我的壓力很大。”基金經理人個人，不僅要把個人的原始資本也抵押在其中，而且平時只能拿一份固定的不算高的工資維持生計，一旦操作不理想個人財產往往毀於一旦，而且在以信用機制為基礎的地下私募基金市場也會失去名聲和未來的機會。我原來的一些同事因為錯誤的庄家消息和操作時機，或投資決策高層的有意陷害而失去了自己辛辛苦苦的原始積累，有的因為透支資金而背負了一生都還不起的巨債，有的成功了拿不到應有的提成，還有的在即將做完一只股票的庄時被莫名其妙的解雇。這樣的例子很多。
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愿意在這個充滿風險的市場生活，面對記者的疑惑，小曾回答，雖然這里面的風險很大，但收益也很誘人。私募基金機制迎合了一夕暴富的心態和精英個人價值實現的需要，一旦操作成功，短時間內就可以給個人帶來數以百萬、千萬計的財富和中國索羅斯，羅杰斯的名氣和滿足感。而且除了巨大的精神壓力以外，工作時間很短，交際渠道和利潤獲得相對簡單，再加上中國證券市場還處於發展時期，機會較多，所以眾多的年輕證券精英對私募基金管理無不向往。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脫穎而出，由於無風險的一級市場超額利潤現在已很難獲得，劣質上市公司已經開始被摘牌，市場又剛經歷過牛市，除非有超人一等的眼光和對時機的良好把握。否則將永無出頭之日。不愿和惡庄混為一談
“像我們這樣習慣了這種高風險、高報酬的生活的人，很難轉換到其他行業去謀生，這可能是我現在賦閒在家的一個原因。”在這一行業的成功者，年輕時就積累了巨額的財富，又看透了高風險和人心險惡，往往選擇了激流勇退。
由於散戶也越來越成熟，不像以前那樣跟風，接最後一棒，我們的收益已大如以前，況且國家對違規機構監管越來越嚴，每天提心吊膽的工作，這種滋味十分不好受，而我辭去原來的工作，最大的原因也就在此。“如果哪一天國家清理這些基金，我所有的收益會成為一張廢紙，所以我選擇了激流勇退。
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幾次強調自己不是惡庄。因為像他這樣的不少新一代私募基金管理人來源於券商，擁有很高學歷和能力的人才，并按照公私募基金設立了相對規范化的制度和帳戶，而且把基金投資當作了一項事業來做，很多管理人都想效仿大師巴菲特，提前介入有前途的公司和產業，長期投資，不想和聲名狼藉、擾亂市場的惡庄混為一談。在談及他未來的生活時，小曾告訴記者，“如果哪一天私募基金合法了，我會重新出山，現在每天在家里看看盤，使自己還能保持操盤的感覺，說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中國巴菲特。”說完這些話，小曾做了一個鬼臉。
當我們離開酒吧的時候，已是深夜，小曾消失在遠處的黑暗中，而我們曾經談論的私募基金卻是一步步走向光明。僅上海一地的投資管理類公司就超過了1000家，它們完全是由市場需求而自發“成長”起來的，私募基金的來源多種多樣，有民間資本，國有企業流動資金，金融機構資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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