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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2日訊】很久以來﹐人們一直在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售囚犯的器官﹐現在紐約的一位醫生知道了傳言不幸是真的。圖為湯姆斯‧迪弗羅﹐首位談論此事的美國醫生﹕只為道出真相﹐非為嘩眾取寵。

●迪弗羅醫生的道德惡夢

三年前﹐湯姆斯‧迪弗羅醫生在他的檢查室裡開始了他的道德惡夢﹕一位病人剛剛移植了腎﹐這個買來的器官來自于的死囚室。在那裡犯人被處決﹐有時往往是輕罪就遭處決﹐他們的器官就被摘取謀利了。

自那時以來﹐擔任紐約大學醫療中心腎移植項目主任的迪弗羅醫生﹐也見到六位這種接受移植的病人﹐她們是很典型的年輕美籍中國婦女。這位外科醫師說他的病人一點也不會為從死囚身上獲得器官而煩懮苦惱。對她們的這種漠然﹐他的心裡實在難以承受而幾近崩潰。

他實在無法獨自承受這沉重的心理負擔﹐於是在今年一月十一日﹐迪弗羅醫生帶著這種“違反倫理道德的真正恐怖”而向醫療中心的醫德委員會公佈。

迪弗羅醫生是第一位向公眾談及這種經歷的美國醫生。而他也只是在《村聲》週報的促動下才這麼做的。這種令人厭惡的交易在亞洲的中國人社區早就有案可查。但是到目前為止﹐企圖證實有人離開美國本土去中國的眾多死囚監牢購買器官的每次嘗試﹐均未成功。

“實話相告﹐最先令我下決心把此事告知醫德委員會的原因是我在照料這些病人時的不安感。我對她們獲取器官的方法感到憤怒﹐而且我很難把這種事實與照顧病人這兩件事區別對待。”迪弗羅醫生對《村聲》說。

“有幾位病人對器官移植的事坦率而開誠佈公。他們花一萬美元買了剛被處決者的器官。”迪弗羅醫生回憶道﹐“大多數病人為不再需要做洗腎而欣喜若狂﹐沒有人似乎會為器官來自何處而感到不安。”

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購買腎的人回到美國後去了不大出名的醫療機構或者通過中間人所推薦的秘密醫療渠道接受術後醫護。迪弗羅醫生的病人經由大醫院推薦。“病人回到美國的家裡後﹐不知道怎麼辦。並不是每個接受器官移埴的病人都能得到移植專家的醫護。我已見到一些狀況轉複雜的病人案例。迪弗羅醫生說。

在醫學界所有領域中﹐器官移植大概是最令人感到又苦又甜的。移植的器官是拯救生命的禮物﹐它雖然意味著一個生命的終止卻又為另一個生命打開了生存之門。而對於赤裸裸的器官買賣﹐幾乎從事器官移植的所有外科醫生都會憎恨這種交易。美國的1984年聯邦法規定﹐出售器官是一項重罪。而當時的參議員高爾正是此項法案的主導者。出售器官可導致高達五年的監禁和五萬美元的罰款。不管是活著的還是已被執行死刑的犯人都不准捐贈器官﹐即使是免費的也不允許﹐除非是在特殊情形下捐給家庭成員。

●中國每年處死的犯人人數世界第一

在中國﹐人權團體說﹐公民由於一些非暴力的犯罪如接受賄賂﹑盜用信用卡﹑小規模的逃稅或偷了整卡車的蔬菜而被判處死刑。持不同政見者也有被處死的。中國大使館官員沒有對要求的請求作出回應。但在過去﹐中國政府一直否認提倡為營利而進行器官買賣交易。

迪弗羅醫生說他和他的同事們在辯論中仔細考慮了這個問題﹐辯論很熱烈也揭示了許多事實﹐但底線是我們照料求助于我們的病人﹐不管他們的語言﹑種族﹑經濟或社會背景如何。儘管我可能發現他們所做的應該受到指責﹐我仍然有責任以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去照料他們﹐這就是我做的事。

但是﹐迪弗羅醫生不願意讓這件事就這樣算了。“因為我把憤怒髮泄到來找我幫助的病人身上並不恰當﹐我開始想我把問題的根本﹑即中國的販賣因犯器官的底細公佈于眾﹐這樣做會好得多。這就是使我進一步追究這件事的起因。”他說。因此﹐他就向社會公眾公佈了此事。

美國本土的人權活動者多年來一直在尋求這種突破。把中國死因的器官非法賣給美國居民的交易是“我們知道一直在進行中但無法證明的事。”一位美國調查員說。他為著名的人權斗士吳弘達倡建的勞改研究基金會工作。此基金會是為中國被強迫勞改者而命名的。

聯邦調查局在1998年曾與吳弘達合作進行一項運作﹐目標是逮住兩位居住在紐約皇后區的器官做非法交易經紀的嫌犯。吳扮做一位阿魯巴一家腎移植診所的董事會董事﹐找到了王成勇和傅興其兩位男子。他們不僅安排病人飛往中國去找腎﹐還走私角膜﹐把角膜冷凍後可保留數周﹐到國外販賣。此案後來因一位主要證人逃離美國﹐拒絕回來作證而撤銷。勞改研究基金會也發現一位醫生以器官經紀人身份在美國出版的中文報紙上登廣告﹐但是卻沒找到具體的證據。1998年﹐聯邦調查局突擊搜查了一位男子的位于洛杉磯幾處辦公室﹐聯調人員說此人曾出示過他的器官中介人身份﹐但並不清楚此人的陰謀是否促成任何器官移植。

當勞改研究基金會的調查員被告知美國的一位醫生正在公布他的經歷﹐她指出(此人要求不透露身份﹐否則她在中國無法開展工作)﹐此時揭開此項內幕的時機很是關鍵。現在正是中共政府進行又一輪周期性的“嚴打”——嚴厲打擊犯罪活動的時候。僅在四月份就有超過400人被處決。她說﹐在前一次嚴打中有4000犯人遭處死。

據國際特赦組織報道﹐在平常的一年中﹐中國處死的犯人人數比世界上所有國家處死犯人數的總和還多。在1999年﹐據該組織統計﹐經過確認的處死的人數就高達1263人。而該組織是通過中國為了宣傳而發表在政府官辦的報紙上的報道的收集獲得此項數據的。

“那是為了阻嚇罪犯﹑阻嚇和控制整個社會”這位調查員說。這種方法名為“殺雞儆猴”。

調查員還說﹐槍決犯人常常是一批批執行的﹐尤其是在節假日的前後。這 一周﹐從周一開始的勞動節假日﹐中國醫生們認為是取得器官的極佳時機﹐但最好的時機還是在黃曆新年的時候。大約百分之七十做器官移植的醫院是軍方醫院﹐這些醫院與刑事系統有最好的關系﹐而且在執行死刑的時候他們可以在場。來自病人的購買器官的錢就分給那些提供接觸犯人身體途徑的人。醫院甚至在法官宣判擁有合適器官的犯人死刑後給法官付小費。她說﹕“那錢從下到上分給所有的官員﹐法庭官員﹑監獄的管理人員﹑醫生﹑醫院所有與此有關的人。”

勞改研究基金會報道﹐有時在同一天同一家醫院會有幾十例手術同時進行。這些病人都基本上是沒有預約的病人。中國宣布在二十年內已進行了25﹐000個器官移植手術。但是卻沒有說明多少器官是由死囚身上摘取的﹐多少是來自于車禍死難者或活的器官捐贈者。

●中國勞改營成為經營死囚器官的公司

中國勞改制度的強迫勞動一直是這個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一種財源。對犯人的懲罰並不一定隨着那一槍擊中犯人的後腦而中止。犯人的家屬被迫支付那子彈的錢。在不到二十年以前﹐一種抑制免疫系統從而可防止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身體對新器官排斥的藥物CYCLOSPORINE被引入中國﹐然而﹐就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中國的勞改營已轉變成為經營死囚器官的公司。

魏京生﹐這位哥倫比亞大學人權中心的人權推動者﹐在1998年6月4日的美國眾議院的國際關系委員會和政府改革監督委員會聽證會上作證時說﹐當他身為死囚犯時﹐一個衛兵告訴他﹐“幾乎沒有例外。先給犯人打麻醉﹐就象殺豬一樣……我們用布把他們包起來﹐再把他們帶到行刑的地方。無人在乎他們是活着還是已經死了。”

而且﹐魏先生還說﹐他通過一位二十歲的同獄死囚犯人的合作﹐證實官方違背犯人的意願摘取器官。那位姓張的年輕犯人與魏約定﹐假如他看到配有摘取器官裝備的醫療組在等着他被執行死刑時取他的器官﹐他就大喊﹕“我沒有病﹐我不需要醫生。”假如沒有看到這些情形﹐張就象其他被處死的犯人那樣喊叫。

經過了一長段時間的沉默﹐張傳來了信息。“我第一個反應是滿足感﹐知道這個證據已證實了官方非法摘取器官的事實。但這種感覺馬上就被另一種感覺代替了。”魏先生對國會的委員會說﹐“我第二個感覺是心頭非常沉重﹐明白這位年輕人用了他的生命記錄了一件難以置信的罪行。假如我沒有機會把這罪行告訴別人﹐假如我沒有機會爭取制止這種罪行的繼續﹐那么﹐我必須向這個年輕人道歉。一直以來﹐我深深體會到這種責任感。我們必須制止這種惡行。”

吳弘達在勞改營裡度過了19年﹐他也曾在國會作證。他的勞改研究基金會指出﹐槍擊犯人的子彈的用法反映了器官的市場﹕槍擊頭部﹐說明肝臟有人要﹐槍擊胸部是因為需要眼角膜。國際大赦組織也報道一種在中國已得到接受的毒藥注射方法可用來處死犯人而不致傷害關鍵器官﹐也可用來模糊生和死的界限。

他們給年輕的不吸煙的囚犯作血檢和醫療檢查來評估囚犯的器官是否與正在到來的病人相匹配﹐調查員解釋道﹐法院再隨後確定行刑的日期。

●中國的犯罪延伸到美國

早在中美間諜飛機事件爆發以前﹐西方陣營就在小心翼翼地注視着這個逐漸崛起的超級大國。魏和吳把器官交易公布在中國的人權展示臺上﹐而此展臺早已被監獄勞工﹑童工﹑強制流產﹑對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和西藏民族精神的迫害這些罪行的指控所佔滿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對香港自由的令人寒心的壓制以及時不時地對臺灣進行武力恐嚇實在難以消去華盛頓的反感。商業利益團體努力用幫助中國獲得永久最惠國待遇﹐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和支持中國舉辦奧運會的方式把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伙伴﹐而不是競爭對手關系﹐那么在迪弗羅醫生公布了爆炸性的已涉及美國本土的中國的罪行的事實後﹐現在那些商業利益團體要想達到這一目標就要難得多了。

突然﹐那個曾經僅僅是一種都市傳說﹐一種遠方世界的科幻恐怖故事﹐一下變得非常真實﹐而且就在這兒﹐紐約街頭。人權活動者說﹐假如此事在這兒可以發生﹐那么在其他成大城市﹐從波士頓到舊金山﹑到溫哥華﹑到洛杉磯都可能發生。

中國政府在1990年公布了“使用死者或死刑犯器官條例”﹐聲稱犯人作為器官捐贈者﹐必須事先征得本人同意或其親屬同意﹐除非尸體無人認領。人權活動者對此宣言只能苦笑。他們說﹐犯人常常是不允許和他們的家人聯系﹐執行死刑後沒有人去認領尸體﹐囚犯的器官被摘下後尸體馬上就火化掉了。政府還要求從事器官摘取的醫護人員秘密地操作﹐“外科手術車不能帶有醫院的標志﹔醫生在刑場不能穿醫院的工作服裝﹔摘取器官時必須有警衛看守﹐尸體必須在器官摘下後馬上火化掉。”

試圖找到器官來源的人權組織也許可以把手術的日期與同一城市執行死刑的日期相對照。但這辦法並不一定可靠。尤其是政府已有所選擇地公布執行死刑的記錄。勞改研究基金會說那些為中國政府幫腔的醫生們宣稱不准接觸器官捐贈者的家庭成員的規定﹐不允許他們告訴病人器官來自何處。

器官交易使類似迪弗羅這樣的醫生感到十分憤怒。“我認為這是嚴重違犯人權﹐而且這種做法與器官移植界所向人們宣傳的關于器官移植的做法相關太遠。這種做法根本沒有用合適的方法得到捐贈者的同意。我認為犯人並沒有給予捐獻或不捐獻器官的選擇權﹐這並不是出于利他主義觀點。”迪弗羅醫生這樣評述。他還說﹕“中心議題是沒有經過本人同意而摘取器官﹐並把人體器官當作一種商品。”迪弗羅醫生甚至沒提他壓根就對死刑持保留意見。

●中國官僚買賣死囚器官謀取暴利

勞改研究基金會的調查人員同意這一點﹐“很明顯﹐那一切都是為了錢﹐因為如有人能付額外的費用﹐他們可能會把行刑日期提前﹐或者安排在以後。”她這樣說﹐“那些付得多的﹐能得到更好的治療。”她舉了一個案例﹐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華僑病人﹐當他的錢用光後﹐就不再給他用反排斥的藥﹐而眼睜睜地讓他死了。

人體器官的走私販賣的經濟潛力巨大。病人由于洗腎的技術可以仍然生氣勃勃地活下去。大多數人並不需要換腎來延續生命﹐除非到了洗腎的不方便和不舒服已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迪弗羅說﹐他的病人“顯然感到洗腎比用這種方式得到新腎要難捱的多。”

對病人來說﹐腎移植的費用比一生靠洗腎的費用要便宜得多﹐悲力普洗腎中心主任﹑紐約大學醫學院全球健康中心主任安德魯‧杰克斯‧紐西醫師說。悲力普洗腎中心和紐約大學醫學中心都與中國城的古物尼爾醫院有合作關系。悲力普是一家公立醫院﹐因此接受所有的病人。許多紐約的生了病的移民﹐最終都到了這裡。“我們把它叫做悲力普特快車”。紐西醫師講﹐因為病人一下飛機就從機場直奔這裡。此醫院不但被指定為總統和外國來訪要人看病的專屬醫院﹐該醫院還提供多種翻譯服務。

悲力普是紐約大學醫療中心的附屬醫院﹐是向迪弗羅醫生介紹那些接受中國犯人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接受移植的病人必須由醫生醫護相當長一段時間。那么﹐那些從死囚身上買到器官的病人最終必須在美國醫院尋求治療﹐在美國此項費用可由公家支付。迪弗羅醫師說他的病人用政府的保險支付抗排斥藥物。

盡管在悲力普醫院病人帶着來歷不明的移植器官不會遭到醫院拒絕提供醫療服務﹐那些等待在美國國內器官移植的病人必須是合法的美國居民。即使那些合格的等待者﹐等器官的時間會非常長。根據美國器官分享聯合網的數據﹐在美國﹐現有七萬五千人在等着做器官移植。此機構是與美國衛生部和人源服務部簽約的全國器官收集和移植的大型機構。

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那些患者才有可能在今年得到器官﹐該團體在三月份報道。紐西醫師說﹐移民們不管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有時寧願回老家看看而不願在此重新安置﹑歸化美國公民或等待。“我們碰到過有的病人突然在洗腎中心不見了﹐後來卻帶着新的腎回來了。”他不知道誰會專門去中國的死囚處得到腎。他還說﹕“想起在地球的另一邊有着專業同行做這種事﹐真感到心裡煩亂。”

南森‧湯普森醫師也說﹕“我們有的病人不顧我們的忠告而去了﹐做完器官移植回來了﹐我不知道他們從那兒搞到的器官。”

另外一位悲力普醫院的內科醫師格勞德‧費蘭努娃醫師把一位美籍華人婦女轉給了迪弗羅醫師。她接受了死囚的腎。她還患有肝炎﹐成為被轉到紐約大學醫院的復雜病例之一。費蘭努娃醫師是在與迪弗羅醫師談過才明白她的新腎的來源。她說﹕“我們都曾聽說過這種事情﹐但當第一次你真的見到了這種事﹐真能把你嚇壞。有些事情我們也讀到過﹐但當你見到時﹐仍會讓你大吃一驚﹐我覺得我們不會吃驚的。”

迪弗羅醫生說﹐醫生們每天看許多病人﹐實在沒時間細查病人的歷史﹐尤其當語言成為一種障礙的時候。醫生得到酬金不是讓他們去與病人爭論對他們的指控。我認為向她們挑戰牽涉到器官移植的倫理道德﹐並不會真起什么作用。而且﹐我們只是在診所門診時間見到她們﹐在這三個小時中我們可以看五十個病人﹐可沒時間用來作冗長的倫理討論。”

大多數接受為此篇文章而採訪的醫生們都同意﹐大多數那些器官並不來自中國。在一些掌握此項醫療技術的貧窮國家﹐象印度﹐有着興旺的黑市器官交易市場﹐由活人心甘情願地出售器官。迪弗羅醫師說﹕“我認為這種事無論從道德上還是倫理上﹐都應該受到譴責。”“如果有受譴責的程度劃分﹐那么中國應該獲得最應該受到譴責的﹐因為他們剝奪了死囚的可以拒絕的權利﹐摘取死囚的器官來獲利。與那些窮到絕境的貧困的器官出售者不同的是﹐中國死囚器官賣得的錢﹐受害者或他們的家人是一個子兒都見不到的。”

幾乎每個有器官交易的國家都有法律禁止這種器官買賣。印度和日本是屬于那些在過去的十年中當器官交易上升時頒布禁止器官買賣法律的國家。在美國﹐如果在美國本土收取費用安排病人飛往中國做器官移植是犯罪行為。但是﹐就如同與毒品的斗爭一樣﹐許多專家認為唯一真正解決器官買賣的方法是滿足需求。人們需要通過人道的方式盡快得到器官﹐接受採訪的醫生們提出了幾種想法。

最方便的方法是讓更多的人在生前答應在去世時捐出器官。比利時用號令人民捐獻器官﹐要求放棄是否捐贈器官的選擇而做到了這一點。醫生們注意到器官捐贈卡(象那種做在駕照上的)可以在與家庭成員商討器官捐獻時增添籌碼﹐即使這樣﹐這份捐贈表格並不是一份合約書。家庭成員仍有最後的決定權。即使家屬同意了﹐家庭成員﹑父母必須在他們誤以為仍有一線希望的時候願意與死者告別。

“腦死亡是很難讓人放棄的一種概念。日本也只是在最近才接受腦死亡的一項法律定義。”桑尼當斯特醫學中心的戴爾‧迪斯特醫生解釋道。“一個人怎么能接受這個人已死亡的現實﹐他的親人身體是溫熱的﹐心臟在跳動﹐機器在使他的肺部上下伸縮。他只是處在一種昏迷狀態之中呀。”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包括亞洲的一些地方﹐人們保持堅定的不可改變的禁令﹐禁止在人去世後騷擾遺體。

但是﹐沒人能指望中國的官僚們能逐漸放棄死囚器官買賣的暴利。而迪弗羅醫生說他講出真相只是出于自己對中國販賣死囚器官的義憤。

大紀元新聞社譯自紐約《村聲》週報長篇報導﹐週刊號(2001年5月2─8日)﹐文中小標題為編譯者所加﹐愛力克‧巴特和呂貝卡報道﹐原文請見 //www.villagevoice.com/issues/0118/baard.shtml(//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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