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子立文選：謝選駿的自由肅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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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1日訊】今天登出十多年前左禍曼延時期的四篇批判稿《肅清謝選駿的自由》(//yangzi.00books.com/article/xiexuanjun1.html)，很有意思。那時我還是中學生，只是朦朧的覺著河殤從講述了一個另人耳目一新的故事，和報紙頭條的格調完全不一樣，盡管還不完全理解，但它對一個青春少年正在成長的關心國家大事的熱情起了非常大的鼓舞作用。
很快是反自由化，又是南巡，反對走回頭路，接著不爭論，然后是經濟上的持續資本主義化和政治上的僵化。直到今天，自由主義打起政治民主化的大旗，新左派祭起社會公正的法寶，也有少數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想起了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好時光。
今天再談謝選駿的自由，明擺著就是現代的民主國家最起碼的應該具有的自由：思想自由。而當時的反對者，反對的也就是反對思想的自由，還要追求把馬列主義當成真理的代名詞的時代。如果今天有人開會討論思想自由的罪惡，那是好事，因為道理越辯越明。可是這些文章當時張貼在坦克的履帶前，又有誰敢在其上添加一個“不”字呢？
好在世界越來越一體化了，在世界上反對或支持某种思想不再有性命或牢獄之懮的潮流下，今天總算可以就事論事為謝選駿的自由辯護几句了。
(一)
請看劉明翰教授的標題：否定基本原則、全盤西化的鼓噪。但劉先生是否記得馬克思主義是徹底西化的產物？本土何來馬克思這一德國猶太人呢？還把他的主義奉為國教，當成判斷一切是非正誤的標准。如果承認這一點，那么既然劉先生自己堅持的就是徹底西化的東西，又何必指責別人的言論是“全盤西化的鼓噪”呢？
“直接反對我國基本原則，有嚴重政治錯誤”。劉明翰教授的意思是馬列主義是憲法規定的國教，任何否定國教的言論都是錯誤的。請問，如果憲法規定的原則都不允許討論的話，那么又哪里有憲法的修改呢？馬克思主義政權在中國建立以來光憲法就出了四部，每次修改都有對原來的條文的否定或修正。那么這些不同于原憲法的意見是怎樣出籠的呢？難道沒有一個人率先提出不同于原憲法條文的意見嗎？這些先提意見的人都犯了“違反憲法罪”應該被處罰嗎？遠的不說，原來我國的憲法有實行計划經濟的條文，鄧小平南巡時提出我國也應該搞市場經濟，是否違反了憲法？任何一個懂得（普遍意義上的）憲法的人都應該明白，提出不同于憲法規定條文的意見是每個公民的固有權利。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之間可以互相辯論，但假如以“違反基本原則”為理由剝奪對方的發言權，其實就是對公民權利的侵犯。違反憲法的主體不可能是個人，只能是政府。個人應該遵守的是憲法之下的具體法律。
劉明翰教授本來是站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反對謝選駿的反馬克思主義，突然又好象中國傳統文明的衛道士反擊外來文明的侵犯，豈不知自己的大腦早已經成了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的俘虜。
劉明翰教授在細節上也不忘把謝選駿的自由打上帝國主義的標簽。他的依据是“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黃土高原重新獲得生机”中的重新二字。誰都知道，黃土高原現在几乎寸草不生，在河殤里代表了黃色農業文明的衰落，而衰落之前是秦王朝時期的森林覆蓋大地的生机，到鴉片戰爭時已經少有翠綠一片溝壑了。這重新二字在自然意義上指重新煥發秦漢唐時期（黃土高原被森林覆蓋，并且國都在長安）的生机，文化意義上是重新建立秦漢唐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而劉明翰竟然把這重新的前一次生机認為是鴉片戰爭！到底是誰在以鴉片戰爭為黃河文明的光榮？
謝選駿的自由如果說是西化，還談不上全盤，可是劉明翰把西方來的馬克思主義當成絕對的和唯一的真理不是更徹底的西化么？
(二)
再看曲春郊副院長的“《意識形態的神話与現實》宣揚了什么?”一文。
文章開頭立論：這個“意識形態工具”論能夠成立嗎?回答是:否。因為它不符合馬克恩主義。（原文如此，可能有錯別字和錯的符號）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就是其他結論錯誤的原因。謝選駿本來就不贊同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判斷是非正誤的標准，曲院長本來應該跟謝選駿辯論為什么馬克思主義是絕對真理，是錯不了的。但卻把要辯論的結論當成了天然正确的前提。這怎么能說服謝選駿呢？連在校學生恐怕都說服不了。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不該發生餓死几千万人的大飢荒，而事實上又發生了，那么是否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确，這個飢荒的發生就是錯誤的，或著就不曾發生呢？是理論檢驗事實，還是事實檢驗理論？
曲院長引用謝選駿原文：“破除意識形態的神話，廢除把意識形態當作目標的宿命論，承認意識形態的工具性質。”。原文中沒有主語。顯然，這個主語不是個人，因為個人把自己信仰的意識形態不會當成神話，也無法廢除真正的個人信仰的目標，也不會承認自己信仰的東西僅僅是工具。這個主語應該是國家。因為引文沒有引上下文，所以不知道真正的主語是什么，只能是推測。假如真的是個人，曲院長根本就不必費大力气了，因為一個人并不信仰只是拿來做幌子的主義根本就不是他的意識形態。況且意識形態這個詞本身對國家而言才是有意義的。
既然主語是國家不是個人，那么，把意識形態當作國家目標就應該廢除。國家的憲法根本就不應該規定某某理論體系是指導思想。一般的憲法都明文規定了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示威等自由，至于思想自由更是天然的，就象人有呼吸的自由一樣是根本不用憲法規定的。把某某主義當成國家目標，不惜損害公民的各种憲法規定的自由，本來就是非常現象，非廢除之不可達到人民自由的真正目的。有人說，資本主義憲法不也規定了自由主義的各种原則嗎？事實上沒有也不可能有哪個自由國家在憲法中寫進自由主義或任何其他主義是國家的指導思想。無論是什么主義，都是不可嚴格界定的哲學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憲法是法律，它只定義權利，義務，國家結构等能明确規范的事物。如果和某個主義的主張重合比較多，那是該主義歸納出憲法規定原則的結果，而不是憲法主動适應它的結果。我個人追求自由主義，但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确實僅僅把自由主義當成工具，而不是衡量一切的標准，英美是自由主義國家，但沒有一個英國首相或美國總統因為被指責為背叛自由主義而下台。相反，被指責背离馬克思主義而下台的共產党干部卻不可胜數。
曲文說：“因此，為了實現”富國強兵”這個目標，可以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在《意》文看來，依靠社會主義這個工具是不可能實現”富國強兵”這個目標的，因此必須拋棄。由此可見，宣揚”意識形態工具”論的實質就是反對社會主義，主張資本主義。”對曲院長來說，證明了對手的非馬克思主義性質就成功了，但并沒有證明謝的結論是錯的，或者說，還是老方法：因為背离馬克思主義，所以是錯誤的，是必須反對的。如果听眾都是象發論工學員一樣的馬克思主義者，那么到此為止就行了。可惜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多了，更多的卻是追求”富國強兵”或者民主公正幸福等實際利益的庸俗主義者。面對這些听眾，證明到謝和馬克思相背，与其說是駁斥了謝，不如說是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錯誤的。
曲文后面的論證千篇一律：謝的思想自由是錯的，為什么呢？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是對的，其他思想都是錯的。這种論證和沒有論證又有什么區別呢？難道院長就應該用這种方式論證嗎？
(三)
劉晉璽處長果然是處長風范。沒有教授和院長的文雅含蓄，一眼看出嚴肅的階級斗爭。劉處長發現的公式：意識形態學術化+意識形態多元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對于揭露謝選駿的資產階級本質是一針見血。要不是有這個公式，別人充其量會想到等號的右邊是自由化，那里能想到自由化前面還隱藏著個極其危險的“資產階級”呢？
學習了劉處長這公式，恐怕聰明點的中國人都會舉一反三。蓋摩天大樓是否資產階級現代化呢？參加聯合國是否資產階級全球化呢？穿西服打領帶是否資產階級文明化呢？提拔到西方留過學的干部是否資產階級年輕化呢？村民自治選村長是否資產階級民主化呢？更要命的是，引進外資是否資產階級資本化呢？
看來階級斗爭的危險到處都是，劉處長有如此銳利的眼光，竟然僅僅是處長，要是再早二十年，恐怕中央文革的組長位置也盛不下了。
(四)
劉書林先生批駁謝選駿的“富國強兵”作為目的，确實批到了點子上，擊中了謝選駿的難言之隱。如果在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要公正的替謝選駿辯護，确實很困難。感謝互聯网的發展給了我一個机會。
把“富國強兵”當作建國目的，誠然如劉先生所說，把它看成“東西方的陳銅爛鐵”也并無不當。可是謝選駿寫《神話》的目的真的就是要提倡把“富國強兵”當成國家最高綱領嗎？正如前三位馬克思主義者揭示的那樣，我也認為此文目的是廢除馬克思主義的國教地位，提倡思想自由。謝為了說服別人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工具，就搬來了一個更具有可見性的目標“富國強兵”。我不知道這個目標的提出是謝本身的國家主義理想造成的，還是謝為了滿足一般民眾的理解力。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假如謝提出一個更符合現代自由國家的目標，比如：民主普選、公民權利、憲政分權，在當時的反自由化气氛下和至今存在的審查制度下，他的文章還能發表嗎？提“富國強兵”還有點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還能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拉開點距离，以便能達到發表的目的。我宁肯相信他是一個自由化分子也不相信謝選駿是個國家至上的極右分子。相信劉先生從河殤的“蔚藍色文明”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接下來，劉先生從科學社會主義必要的調整期來為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來辯護。從承認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的失敗來看，劉先生對事實本身的認識是清醒的。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弱點就是把社會形態划分成科學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塊并不是很有意義的划分。為什么這么說呢？資本主義代表資本生產利潤的生產方式，通俗的說，就是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概念模糊了經濟上的自由程度，政治上的民主程度，以及法制和憲政等嚴重影響社會公正和協調發展的因素。無論是政治極權的納粹德國還是經濟高度國有化的印度，還是政治不民主但經濟很自由的香港，還是既民主又自由的美國，他們都是資本主義。如果瞥開其民主和自由等因素歸為一類研究，得不出有价值的結論。因此，劉先生說資本主義發展了多少年才到達穩定形態并不具有普遍意義。因為先進的國家在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道路上處于探索者地位，來回反复穩定下來需要很多年，而后起的國家和地區吸取他們的教訓，并且在國際和平的大气候下直接朝者自由和民主的目標建設，用很短的時間就能追赶上發達國家。比如亞洲四小龍和以色列等國。有些國家先建設民主，有些國家更重視自由。許多經濟學家研究了南美、東南亞、東歐、印度等后起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關系，得出了很值得中國借鑒學習的結論。假如學者們還都象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把世界還分成兩大陣營，把共產党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在資本主義的大鍋里一起燴，那就不會得到人類發展歷史上的任何有用的經驗，必然導致故步自封，重蹈覆轍。
劉先生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速度更高，這和許多擺數字的學術文章有沖突。以中國為例，60年代初，中國的gnp和日本一樣高。到80年代末，中國是日本的1/8（5000億/40000億美圓）。按30年算，每年日本高出7.2個百分點才可能達到。而中國報道的每年的gnp增長平均為10%左右，日本卻是5-10%之間。這除了說明每年虛報增長率，還能說明什么？所以請劉先生不要太相信我國統計部門每年的或每個地方的數字報告，這些統計部門不是上帝，也要靠党給飯吃。況且，即便是馬克思主義者也承認東歐蘇聯的崩潰發端于經濟上的長期停滯導致人民普遍不滿。
按照自由主義的理論，就不是簡單的把國家划分成馬克思主義國家和非馬克思主義國家兩類，而是根据其經濟自由程度、政治民主程度、國家法治程度等因素具體划分其先進和落后。按照這些標准划分靠前的國家，就繁榮昌盛，明列后位的國家往往經濟停滯，或嚴重，或兩極分化，或毫無生机。
劉先生按是否馬克思主義國家的標准划分出這兩類社會并說一定要發展一定時期才能比較并不科學。法西斯主義國家只存在了十几年便滅亡了，難道能說因為沒有給法西斯主義足夠長的發展時期嗎？當然，法西斯主義國家假如不滅亡，但發現長期專制不好，又回复了一些民主，延長些壽命，難道就能得出結論：任何事物都不會一帆風順，法西斯主義也要經過在實踐中發展？假如法西斯主義國家放棄了專制獨裁和种族主義政策，難道不能說這個國家已經放棄了法西斯主義，回到了民主社會大家庭，而是評价為民主的法西斯主義嗎？
不要以為以上提問是天方夜談，假如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不是侵略成性被外部力量消滅，而是象共產主義一樣各自在自己國家打江山坐江山，那么今天或許德國人真的在談要不要引進一些資本主義措施作為法西斯主義初級階段的必要補充呢！(200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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