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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8日訊】 中央社記者呂怡青專訪: 美國首位華裔聯邦眾議員吳振偉這几天來台訪問。因為在國會表決中投票反對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 (ＰＮＴＲ) 而開罪了商業團體，使尋求連任受到挑戰的吳振偉說，投反對票是基於對民主法治的信念，但他這種不計政治後果、始終表里如一的堅持，終能再獲選民信賴。
在接受記者專訪中，吳振偉的話題廣泛，提到撞機事件，他說，隨著中共釋放二十四名機員，美國與中共的軍機擦撞事件暫時告一段落，雙方關系不至於受到進一步損害﹔至於對台軍售，美國行政部門有義務也有必要依照相關法令，提供台灣需要的防御性武器。
談到個人成長經驗，出生在新竹、七歲移民美國的吳振偉表示，自己在成長的過程中面臨過許多的挑戰，但因美國是個開放進步的社會，自己才能夠有許多機會不停地嘗試并實現理想，最後甚至憑藉著自身實力和堅強信念，從一個以白人選民占大多數的地區順利踏入政壇、為民眾服務。
盡管吳振偉曾成功地為奧勒岡州州民爭取到興建大型醫療中心、輕軌車道和研究計畫補助的聯邦政府經費，然而在尋求連任的過程當中，最引人爭議的部份，其實是他在國會中表決是否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法案時投下了反對票。
由於奧勒岡州目前正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有六分之一的職業必須仰賴國際貿易，吳振偉的決定雖然贏得了勞工團體的支持，但卻無可避免地開罪了奧勒岡州的商業團體。其中，許多華裔人士棄他而去，甚至還有人不客氣地指責他明顯違反亞裔人士的利益。
對此，吳振偉表示，投下反對票純粹是基於個人對民主法治的信念，而這種不計政治後果、一路走來表里如一的堅持，最後竟然扭轉了原本不利的選情，終能再次獲得選民信賴。
以下是吳振偉的訪談摘要：
問：首先請您談談對中美軍機擦撞事件以及即將舉行的對台軍售會議的看法。
答：我想這個事情很清楚，那是一架正常的美軍偵察機在國際領空進行合法例行的偵測任務，而且完全有權利在當地飛行。隨著中國大陸釋放二十四名機員，這個事件目前算是暫時落幕，因為雙方都很清楚，如果再繼續僵持，將可能對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系造成損害。
我認為美國政府向不幸喪生的飛行員和其家屬表達哀悼之意是十分恰當的做法，不過，中國大陸方面并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去逕自扣留機員長達十一天。
至於對台軍售的問題，我認為美國一直善盡義務，依據台灣在國防上的需要，出售適當的防御性武器﹔美國國會相當認真看待軍售這件事情，而行政部門會在這個月底和台灣代表諮商并做出最後決定。
在這里，我仍然希望行政部門能夠依照相關法令辦理，而且針對台灣的合法需要做出合理考量。
問：睽違數年之後再度回到台灣，能否談談對台灣的印象？
答：過去不論是以律師工作身分或是個人探親的名義，每次回來都會感覺到台灣的不同，台灣改變得可說是相當快速。
我當年離開的時候是一九六一年十月，再次回來則是一九八一年夏天，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有機會偶爾回來，盡管交通還是有點亂，但整體來說，台灣一直朝正面的方向在改變，而其中一直抱持著遠見是很重要的。
問：如今許多人都在談論著吳振偉的成功。然而事實上，您當年移民美國時只有七歲，還是個小男孩，如何去應付生活中面臨的種種文化沖擊？
答：一個人一生中總會面臨到許多挑戰和調整。我在紐約上州的一些老鄰居們都還記得我當時和其他小朋友們玩在一起時的情景，大家差不多都是七歲，我一句英文也聽不懂，其他孩子當然也聽不懂中文，可是我們竟然也能夠玩在一起，彼此用各自的語言交談著，不過我自己已經不太記得這一段了。
我只記得自己在學英文的過程中的確很辛苦，面臨了很大的挑戰，不過，所幸美國是一個開放的地方，有著開放的文化，這畢竟是個充滿機會的社會。
紐約上州的孩子們一般來說對我都很友善，後來移居的奧勒岡州也是一個開放進步的地方，就像盡管選民和我的外表不一樣，但卻選了我做他們在華府的代表。
這不是因為我是最優秀的華裔美籍候選人，也不是因為我是最優秀的亞裔美籍候選人，而是因為他們的心胸開闊，覺得我可能是代表他們利益的最好候選人，如此而已。
問：您在史丹福大學主修生物學，後來又如愿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可是後來卻選擇休學，并在一年後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可否談談這其中的轉折？
答：我總認為，擔任公職可以、應該而且必須為人民生活帶來更好的改變，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充分看到這點。
我父親在我只有四個月大的時候前往美國紐約上州地區攻讀碩士學位，媽媽、姊姊們和我必須留在新竹–只因美國當時不合理的移民政策使然，讓我們一家人必須分散兩地，我父母就這樣被迫分開了整整六年，日子非常難熬，我可以說，如果沒有後來的重聚，也許他們的關系甚至無法維系下去。
後來拜選舉之賜，我們的生活有了一些改變。我記得那年甘乃迪和尼克森的選戰相當激烈，程度几乎不輸去年布什和高爾的競爭。甘乃迪後來當選總統，大筆一揮，在上任兩個月後放寬了移民法，我們一家人也得以在半年後到美國團聚，現在想起來，真是那場選舉改變了我的生命。
選舉可以讓事情不一樣。一個公共決定可以讓事情不一樣，對此我一直深信不疑，我想，剛經歷過一場大選的台灣民眾一定很能夠了解，而這也是我決定從學科學和醫學轉到學法律甚至從政，這背後的最大動機。
問：令人好奇的是，一般的亞洲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成為成功的醫師、工程師或科學家，您的父母同意您後來從政的這個決定嗎？
答：如果是二十年前，我向父母提出自己未來可能會投身政治，我父親一定會非常非常地擔心，而他對我放棄學醫這件事也一直很在意，不過你看，現在已經有愈來愈多華裔人士出來從政。
每當有機會對華裔人士演說時，我都會鼓勵華裔的父母以更寬廣的視野去看看他們的孩子究竟想做什么，為人父母者關心自己孩子的前途固然無可厚非，他們愛孩子，希望孩子選擇風險較小、較有保障的職業也沒有什 不對。
可是我認為，所有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容易在自己懷有高度熱忱的領域里成功，這種說法對很多父母來說就很難接受了。我告訴他們，如果孩子有興趣的是藝朮、科學或新聞業，那么，硬要孩子從政就會很辛苦，反之亦然。
問：您一直不斷談到挑戰和適應的過程，那么讓我們談談選舉。當時您在國會表決給予中國大陸ＰＮＴＲ法案時投下了反對票，這和許多華裔人士的利益可說明顯沖突的，也讓您的選戰打得備極艱辛，當時您是如何度過難關的？
答：沒錯，我的投票不只是和亞裔人士意見產生沖突，和選區內最大商業團體的利益也明顯背道而馳。
事實上你知道，在出任公職之前，我原本有一個令人稱羨的職業和再令人滿意不過的生活，我以誠待人，也坦白地和他人分享我心中的種種想法。
爭取經費建立輕軌車是當然是我的部份職責之一，但是我很高興這個社會還有所謂的核心價值的存在，讓我能夠毫不猶豫地做出決定，并且忠於自己的信仰。
事實上，就算輸了選戰，我大不了回去過以前的生活，但選舉最後的結果卻是：許多選民肯定我對改善民生議題的努力，也認同我為人表里如一、不計政治後果做我認為是正確的事。
我信守競選承諾，不論承受的壓力有多么大﹔而諷刺的是，我的主張最後不但沒有變成選舉時的負數，反而還帶來了加分效果，因為奧勒岡人覺得，「好吧，這個人和其他口是心非的政治人物不一樣，他對選民坦白，也勇往直前。」
其實，我當時投下了ＰＮＴＲ的反對票，純粹是因為我堅持民主、人權和法治的重要，你無法強迫其他地方做出什 改變，可是你可以努力為那些希望改變的人民做些什 事情，至少給他們一點呼吸的空間。
問：最後，您認為人們如何在一個社會中一方面融入同化自己、另方面又能夠不失去祖先的文化特色？
答：這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議，因為包括我自己，都還一直在努力地摸索、調適。
我希望我的孩子在小時候就開始學中文，當然，在長大之後，他們也可以學其他不同的語言﹔不過我認為，和過去維系某種關系是一種人性基本需要，而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就在於如何維持著對「根」的意識，同時又能對任何不同的文化保持開放的胸襟。
未來和過去是緊密結合的，如何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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