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惡勢力已成北京心頭隱患
所謂黑惡勢力，就是一种獨立于正常社會、具有反社會的价值觀念、文化心理、嚴密的組織形式的犯罪團体，亦是有組織犯罪的最高形態。這种隱密的犯罪團体在任何社會都可能出現，但是絕對不具有普遍性。然而在當今，黑惡勢力卻無處不在、肆無忌憚，以致當局不得不全力動員進行圍剿。只是北京執政集團到頭來恐怕是徒勞一場，因為該形態如同官僚并非偶然產生，而是特定社會政治的必然反映。
全國上下進行“專項斗爭”
去年十二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在全國公安机關“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動員部署電視電話會議上宣稱，公安机關“要盡快突破一批大案、要案，抓獲一批黑惡犯罪首要和骨干分子”，為這場所謂“人民戰爭”拉開序幕。羅干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近年來一些地方的黑惡勢力仍呈發展蔓延之勢，气焰十分囂張，在黑惡勢力猖獗的地方，老百姓有案不敢報，有冤無法伸。
公安部部長賈春旺則在那次會議上歷數黑惡勢力罪狀，包括使用暴力、恐怖手段無所顧忌地殺人、搶劫、綁架人質、強奸污辱婦女、敲詐勒索、走私販毒；稱霸一方，橫行鄉里欺壓百姓等。而最能反映北京當局“打黑除惡”決心及緊迫感的還是由總理朱熔基親自簽署的紅頭文件，在該文件里不僅要求司法、檢察系統，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財政部、文化部、海關總署、稅務、工商等机构正确認識這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主要領導人還必須親自動員部署，親自組織指揮；同時也具体規定了專項斗爭的主要目標，例如：一、摧毀一批黑惡勢力；二、破獲一批危害嚴重，以及影響惡劣的大要案件；三、嚴懲一批黑惡勢力犯罪分子，遏制黑惡勢力發展蔓延的勢頭。
凡此，都說明黑惡勢力對中共權力与大陸社會构成嚴重威脅。前不久，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曾對重慶、云南、海南等地娛樂場所進行了兩個多月的深入調查情況，結果顯示：一些娛樂場所賣淫嫖娼相當猖獗，部分政法机關及其他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為不法經營者充當了“保護傘”，而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勢力已經滲透到這些從事非法活動的娛樂場所，充當保鏢打手的角色，正是有“黑白兩道”撐腰，色情活動場所才得以畸形發展。參与調查的人士痛心疾首地說，現在已經到了“寇深禍亟”的地步，如果再等閑視之，任其滋生蔓延，那將是國家、民族的一場大災難。
轉型期“綜合症”成犯罪溫床
中國大陸黑社會組織，雖然多屬于初生的暴力型犯罪集團，大的擁有數百人，小的只有几人，活動帶有社區性的特點，既沒有出現類似歐美的黑手党，也沒有像舊上海的青紅幫，擁有十多万之眾，但是破獲性絕對不能輕估。調查表明，在中國大陸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近八千個，人數至少達一百万人。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出現了名目不同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幫會組織，在城市，沈陽、廣州、上海、天津、洛陽等黑社會勢力坐大，令人談黑色變。在農村，許多地區出現帶有封建幫會性質的黑社會組織，如四川的安岳縣就有五十個，湖南益陽地區有而百五十個三千一百二十人，河南商丘地區一百二十一個。
比較而言，黑惡勢力存在沿海地區多于內陸省份，南方多于北方。例如，目前沿海地區的集團性犯罪，包括走私販毒、商業詐騙、綁架勒索、印制偽鈔等刑事罪案，百分之七十以上案件与黑幫有關，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走私販毒案件涉及黑幫。又如，在廣東省，去年上半年大約破獲了八千個犯罪團伙，其中兩百多個有黑手党般的組織結构。
至于黑惡勢力膨脹的原因，概而言之有以下几點：一、農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導致流動人口泛濫成災，他們中的許多人迫于生計加入黑幫；二、失業下崗人口大增，社會控制失范；三、中國封建幫會的影響和境外黑社會組織的滲透，也為大陸黑社會犯罪提供了樣板；四、由計划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种轉型中，新舊体制、新舊觀念之間發生劇烈衝突，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還沒有确立。
其中，轉型期的“綜合症”，尤其是流動人口的激增，則是包括黑社會犯罪在內的各种犯罪活動滋生的溫床。這几年，中國大陸城鄉流動人口五千万到八千万人，盲流涌入城市。以上海為例，五十年代上海流動人口十万，一九八八年二十九万，增加二十倍。一九九八年近三百万，增加三十倍。外來人員犯罪率占上海發案率的三分之一。他們找不到工作，就結幫作案，扒竊為主的“新疆幫”，詐騙為主的“貴陽幫”、“安徽幫”，以盜竊為主的“蘇北幫”，搶劫為生的“東北幫”，盜賣車船的“溫州幫”即應運而生。
中國大陸黑社會到底有多黑
凶殘、野蠻是一切黑惡勢力的基本特征，中國大陸的黑社會組織也是如此，或者說更甚，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异己，為了獨霸一方，他們對待异己的態度可以是挑腳筋、斷手指、切耳朵、挖眼睛、割生殖器等等；二是對犯罪對象，湖南有個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其頭目在勞教釋放之后，為了對刑警隊進行報复，找到了刑警隊隊長的十五歲的外甥，殘忍地截掉這個無辜的孩子的九根手指，使之成為一個廢人。在沈陽也發生過類似的一個案子，有一個姓曾的黑社會頭目被捕之后，落网的党羽竟然砸了一個派出所，之后，還不覺得解恨，又脅迫二十多輛出租車拉著爪牙前往關押曾某的公安分局所在地，揚言要救出他們的領袖。在黑社會勢力橫行不法的地方，甚至有黑社會成員提議召開“全國黑社會代表大會”，試圖成立全國性的黑社會組織。
至于他們慣常的犯罪手段，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販毒。八十年代以來，國際毒品泛濫，販毒分子与大陸黑社會勾結，販賣毒品。遼宁省原來毒品甚少，現在沈陽、鞍山、丹東、營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條街”。原先的古絲綢之路，目前已是“販毒之路”。二、盜竊文物。這几年三峽工程開工，具有三千多年歷史的三峽成了黑社會盜賣文物的熱點。德國媒体披露說，“現在到達西方國家的中國文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甚至連新石器時代的東西也大量涌進。”三、拐賣人口。黑社會組織已經由拐賣婦女儿童發展為專門組織偷渡，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謀取暴利的犯罪組織：蛇會。這种黑社會集團由境內外不法分子組成，源源不斷地將人蛇輸送到境外。去年六月，發生在英國丹佛市的震惊全球的偷渡慘案（六十多位中國人蛇躲在貨柜里被窒息而死），便是境內外黑惡勢力聯手制造的“杰作”。
官匪勾結、警匪勾結無法無天
中國大陸黑社會并不僅僅如人們想象的只是有組織、有策划的實施殺人、搶劫、結夥賭博、毒品交易等等犯罪行為，除了其內部組織嚴密，具有嚴格的分工，并有一套對抗國家偵查、懲罰的机制，在合法交易的掩護下，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外，還通過各种手段向政界滲透，獲取政治上的庇護甚至直接得到政治權力。即官匪勾結、警匪勾結，而這些方面才是黑惡勢力最大的危害性所在。
在中國大陸警察“雇黑治黑”，城管、路政等“大蓋帽”雇用“打手”濫罰暴征已經不是新聞，由類似黑社會組織直接代行“政府職能”的荒唐事也絕非鮮見。吉林省近年來破獲了多起重大黑社會性質案件。去年被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梁旭東，与之有牽連的党政干部就有三十多人，這些人不但涉及地方眾多官員，更有一些公檢法政法机關的干部，為違法犯罪分子洗脫和掩蓋罪行，使梁旭東團伙長年逍遙法外。
就是這位梁旭東，混入公安隊伍之后公開揚言：“我在社會上混得明白，是因為我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誰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會，誰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關系网，上面有人罩著我，誰能把我咋樣？”
去年秋天，沈陽市警方摧毀的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從中可以看出官匪勾結從偶然到必然的演變痕跡。沈陽市嘉陽集團董事長劉涌，糾集一大批劣跡斑斑的不法分子，充當打手，購買私藏槍枝彈藥，瘋狂作案。劉只要看中了某個地方，便通過武力霸占到手，暴斂錢財，大搞房地產“砸拆”，濫殺無辜，已經到了极其殘忍的地步。不可思議的是，就是這樣一個作惡多端的犯罪分子，竟然是沈陽市人大代表。
“太子党”在黑社會舉足輕重
再以瀋陽為例。近來瀋陽頻頻發生涉及黑幫的大案，除因黑幫橫行外，另一原因是一批高官子女利用特權經商。“太子党”在商海中招惹諸多經濟和債務糾紛，部分糾紛雖經法院判決，但欠債仍難以追討，有些案件的當事人即利用黑勢力追債，使糾紛愈加扑溯迷离。据多維新聞社披露，瀋陽市人大主任張榮茂之子就因債務糾紛，被人追殺，更遭打至傷殘。原瀋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到澳門豪賭時的隨行人員中，就包括遼宁的黑社會成員。近日被中紀委“雙規”的瀋陽市市長暮慕綏新，离婚后又与二十六歲的“二奶”結婚，而新娘与瀋陽黑社會集團過從甚密。在慕綏新已被“雙規”的情況下，她仍能憑背后的黑勢力，到瀋陽和遼宁省政府找官員說情。
從這個層面看，黑惡勢力迅速發展又与官僚腐敗密切相關。被稱為大陸工業重鎮的瀋陽市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協）几乎悉數涉及黑社會組織，蓋因貪婪与腐敗。公安部門最近提供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更顯示，部分省市的黑社會勢力已經滲入縣、市級政府內部，參与安排地方人大（所謂議會）与政協的領導人。在部分省及自治區，如廣東、遼宁与四川的部分縣、市黑幫勢力已經有相當規模，甚至滲透到政府內部選取“代理人”，協商安排地方政府領導人及与人大、政協領導人。
值得指出的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在近期對中共官員更多地采取了“怀柔”政策，他們不搞血淋淋的恐怖活動，相反他們通過拉幫結派、行賄送禮与政府官員“做朋友”的方法來搞政府“公關”，搞“官匪一家親”，使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在一些地方找到了所謂的后台和政治上的保護傘。而這一點，与北方近鄰俄羅斯“老大哥”的情況非常相似：前蘇聯解体前后，俄羅斯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黑社會組織，且勢力日益壯大，在石油、金融、媒体業都十分活躍。由于政府對“官匪勾結”打擊不力，掃黑一直效果不佳，以至于今天的俄羅斯黑社會犯罪几乎到了難以治理的地步。中國大陸的黑惡勢力雖然還沒有到可以影響政局、左右經濟的地步，但是照此發展下去為期應不會太遠。
－－轉自《中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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