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高科技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宗教，那么到硅谷參觀，就像一次朝圣之旅。全世界數以百計的地方要建“硅谷”，但真正的硅谷畢竟只有一個，就是眼前這片從舊金山向南、沿著舊金山灣延伸到圣何西（San Jose）的條狀地帶。12月的北加州，雖然平添了几分寒意，但陽光依舊燦爛。我們驅車沿著101和280號公路，在這片南北長約100公里，東西寬約30公里的谷地穿行。触目所見，沒有摩天大樓，沒有煙囪，只有成蔭的綠樹、草坪和掩映其間的一幢幢兩三層的建筑。這些建筑形態各异，有的只是單幢別墅，有的則連成一片，但都优雅而宁靜。如果不是眼前不時閃過的Cisco、Sun、Intel、Oracle等熟悉的品牌，我們几乎渾然不覺已置身硅谷。

“百年文藝复興”

在“硅谷熱”漫卷全球的今天，硅谷人笑稱，硅谷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從來沒想過去建什么“硅谷”的地方。《A Future Perfect》一書中指出，“硅谷是誰都沒有預見過的一系列條件結合的產物，而非政府命令的結果。”哈佛教授Ed Zschau說，硅谷是一個“存在主義的創造，沒有人說，讓我們建一個企業化的科技中心吧”。所謂“存在主義創造”，意思是“行為決定本質”，而不是“本質決定行為”。硅谷人并沒有預先設定一個模式（“本質”），是他們在數十年時間里自覺不自覺的許多行為的交叉累積，把這片當年遍布著果園、灌木的棕褐色谷地，最終導向一個高科技圣殿，新經濟之都和“美元之谷”。風險投資家John Doerr說，硅谷是“這個星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對財富的合法創造”。《The Silicon Boys》一書中更生動寫到，如果把硅谷視為一個國家，其經濟實力可以排在世界第12位。1999年，硅谷大約有25万個百万富翁，而且每24小時就會產生64個新百万富翁，硅谷公司的市場价值超過1万億美元，相當于當時中國全部上市公司市值的兩倍。

對美國來說，硅谷不僅是其重領世界經濟風騷的火車頭，而且有著巨大而深遠的文化涵義。正是在硅谷這個“高科技的香格里拉”，上演著一幕幕最新版本的西部探險和淘金傳奇，凝聚著美國在20世紀后几十年最寶貴的想像力。它讓不過只有200多年歷史的美國人，又一次惊喜地找回他們民族傳統中最激動人心的特質：只要有夢想，加上努力，再有一點好運气，你就可以實現它。美國夢沒有消失，沒有衰老，它在硅谷浴火重生依然鮮活。好夢才能贏（The best dream wins）。

硅谷不僅再次証明了個人的自由創造欲望才是一切經濟發展中最核心的推動力，而且在人類的經濟歷史上，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把嘗試和失敗視作自由創造所必須的成本。為創新而失敗，和因創新而成功，一樣值得珍惜。有人說硅谷是資本市場的寵儿，是拿全世界的錢在“賭”，所以不怕失敗。他們忘了早期的硅谷公司几乎都是車庫生意，硅谷先驅惠普公司（HP）在1939年創立時的全部資金只有538美元，還是兩位創辦人的老師、斯坦福大學的特曼教授借給他們的。硅谷有很多公司在漫長的經營時間里并沒有得到過資本的眷顧，仍然創造出了罕見的奇跡。如果錢可以堆砌成硅谷，那么有太多地方早在硅谷之前就可以為硅谷，在硅谷之后也能复制出硅谷了。事實上，硅谷從Garage（車庫）生意到Global（全球）生意轉化過程中依靠的動力，乃是無數個人和創業公司此起彼伏、永不衰竭的創新衝動，以及對這种衝動全面而有效的保護。硅谷之所以能夠牽引世界，正是因為它通過永續的創新，始終成為“最新的新東西”（the Newest New Thing）。

在今天美國的國家符號里，華盛頓代表聯邦政治，紐約華爾街代表傳統資本，硅谷代表新經濟，好萊塢代表娛樂。華盛頓和華爾街在東岸，硅谷和好萊塢在加州。最近10年，硅谷和好萊塢對美國文化和价值觀念的影響已經把華盛頓和華爾街甩在后頭。這种符號轉換的意味是丰富而深刻的。華盛頓流行政治權術和党爭，華爾街流行由一批衣冠筆挺的証券師用各种清規戒律給企業評級。成熟、穩定、規范和秩序主宰著東部，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遍布企業和社會的方方面面。而在西海岸，從150多年前的淘金熱開始，冒險拓荒就成為加里福尼亞的精神象征，這种精神和加州的陽光与棕櫚樹一樣聞名。加州是美國吸收外來移民最多的地方，在最大程度上代表著机會的開放，代表著朴實、自由而不是繁文縟節和官僚程式。有一首歌中唱到，“每一個加州故事都從一個夢想開始”。加州比美國任何一個州代表著更多的美國夢，美國的移民文化和創業精神。“加州性格”被不少人看成美國的DNA（脫氧核糖核酸，基因信息的載体）。硅谷气質和“加州性格”一脈相承，并將其發揚光大。“如果說加州更像美國，那硅谷更像世界”，硅谷深深吸納著世界，世界各地精英云集，使硅谷變成新移民之谷。在這里，一座十几万人的小城市可以容納十几种信仰，在1500所中學里你能听到52种語言。另一方面，硅谷又深深開拓著世界，硅谷的資本、技術、產品和人在全球流動，讓硅谷成為“世界上最沒有邊界的產業的家園”。

無論是科技的進步，財富的創造，還是文化的气質，硅谷都成為美國精神在20世紀新的精彩實現。PBS電視台前兩年制作了1部關于硅谷的90分鐘專題片，片名就叫《硅谷——百年文藝复興》。專題片分兩部分，由大名鼎鼎的電視人克朗凱特主持。第一部分描繪從1890年代到1970年代，從斯坦福大學出來的、年輕而有天賦的科學家、工程師，如何迅速形成了電子工業的核心，從而改變了美國社會。第2部分描繪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在硅谷，創造性的反叛文化和對約束性商業傳統的逃离，怎樣讓那些夢想家和發明者們承擔起巨大的風險，把硅谷變成高科技的同義詞。今天，美國人引為自豪的一條文化宣喻是：古代的美索不達尼亞，15世紀的佛洛倫薩，20世紀的巴黎，20世紀末期的硅谷。

飄滿創意的空气

在硅谷的几天參觀訪問中，我們几次听到這樣的說法，“硅谷的空气里都飄著創意（idea）”。在我看來，這句話道出了今天硅谷在交通條件日益惡劣、房价高企、經營成本越來越高的背景下，仍然吸引著眾多創業者的根本原因。飄滿創意的空气，滋養著硅谷的每一個人。當你天天呼吸著別人的更新更快更大膽的想法時，你的眼光自然在變寬，你的靈性自然被點燃，你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自然在增值，而所有這些人力資本的要素，正是知識經濟時代你能擁有的最重要价值。

到硅谷之前，我已經看過几本介紹硅谷成功的著作，對硅谷形成的大致過程有了一個了解。硅谷能有今天，首先要歸功于斯坦福大學。漫步在斯坦福美麗的校園，我不禁想到有“硅谷之父”稱號的特曼教授。他的鼓勵和帶動，是斯坦福和工業界結合的酵母。無論是早期由斯坦福學生創辦的聯邦電報公司，利頓工程實驗室，惠普公司，還是1970到1980年代在斯坦福同一座大樓起步的SGI、Sun和Cisco，再到今天的雅虎，斯坦福一直牢牢占据著科技產業化的龍頭地位。斯坦福大學并沒有辦一家校辦企業，但斯坦福的學生、教師創辦的高科技公司超過了1000家。1951年建立的“斯坦福工業園區”，被認為是硅谷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說斯坦福大學是硅谷的“黃埔軍校”，那么1957年創辦的仙童（Fairchild）公司就是孵化硅谷企業的溫床。從仙童公司后來分出了上百家公司，包括Intel、AMD和硅谷最為顯赫的風險投資公司KPCB，以致有人改叫它“Fairchildren”。它的子孫后代實在太多了。值得一提的是，仙童的8位創辦人原來都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參与發明了晶体管的肖克利所主持的實驗室的成員。他們原本沒有辦企業的想法，是被肖克利的專制武斷逼得忍無可忍，又找不到一家肯同時雇佣他們8個人的公司，最后才走上自己辦公司之路的。摩爾（就是在20多年前斷言微處理器的計算能力每18個月翻一番的“摩爾定律”的發明人）說，仙童完全是“偶然產生的企業”。仙童從創立起就視“等級制度”為敵人。公司不分車位，沒有專門的小餐廳，沒有私人辦公室，沒有層級繁多的中層經理。
在斯坦福和仙童之外，影響硅谷的因素還可以舉出很多，像國防工業的刺激，西屋電气、IBM、施樂等大公司在硅谷設立的研究中心，人的高素質和高流動性，高品質的生活環境，風險投資，專業化的創業配套設施。事實上，近年來許多研究都發現，在“簇集型”（clusters－places）和“社群型”（communities）的條件下，經濟的成功更容易發生而且持久。前者的代表是硅谷和好萊塢，后者的代表是猶太人和海外華商。硅谷和好萊塢都集中了大量高度分工、互相交融的產業元素，正如一個形象的比喻，“這么多公司密布在硅谷，就像芯片上的晶体管”。和傳統企業自給自足、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rgration）的結构不同，硅谷選擇的是競爭与合作交互、正式生意往來和非正式信息交流共存的所謂“交往建构”（social architecture）。這些信息、夢想、人脈的交流是如此丰沛，以至它可以感染到一個地區的細小角落。正像好萊塢的餐廳侍者的菜單下面可能就放著他的劇本，硅谷的一個管道工修完下水道，會跟他的客戶比較微軟和网景兩种瀏覽器的优劣。好萊塢追夢人的抽屜里是各种手稿，硅谷人的腦海里是創業計划。代理人在好萊塢大行其道，為演藝明星度身訂做角色；風險資本家在硅谷叱　風云，為新創公司提供整体服務。好萊塢流行分紅制，硅谷時髦認股權。“在那里，空气中似乎有些什么東西”，連接著一切又創造著一切。

著名經濟記者John Micklethwait和Adrian Wooldridge在一篇論文里，歸納出硅谷最成功的10條“文化簇集”：
1.能者在上的公司信仰。年齡和經驗沒有用，膚色和背景無所謂。1990到1996年間硅谷所辦的4000家公司有27％是中國人和印度人辦的。有些人是在講求學業背景的東部苦無創業机會，才來到硅谷的。
2. 對失敗的极度寬容。在歐洲，破產被看成羞恥；在一些國家，破產者不能再開公司。而在硅谷，“It is OK to fail”（敗又何妨）。
3.對“背叛”的寬容。員工的流動不受譴責，是一种完全正常的行為。
4.合作。即使昨天是你死我活的對頭，明天也有合作的机會。
5.嗜好冒險。不僅在創業上如此，生活中也尋求蹦极、高空跳傘等刺激，以激活自己。
6.賺錢之后，不做“守財奴”，再投資到創業環境中去。
7.熱衷改變。敢于自己吃自己，自我淘汰掉昔日的輝煌和模式。SGI的創始人克拉克，一待SGI成功，就离開創辦了网景。网景上市后，他再度离開，又創辦了几家新公司。
8.對產品而不是金錢的痴迷。硅谷人以宗教般的虔誠心態追求技術，希望能夠以技術推動世界進步。
9.机會的慷慨分布。誰都不用嫉妒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机會。
10.分享財富的強烈傾向。從認股權到給員工健康檢查，免費午餐晚餐，為家屬辦幼儿園，提供优厚的退休金，至少在公司內部，財富被分享而不是獨食。

如果讓我再加一條的話，我想應該是勤奮工作。我們在硅谷見到的几乎每個人，都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一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是家常便飯，十五六個小時也不鮮見。在和時間賽跑的過程中，睡眠是所有創業者的奢侈品。楊致遠与斐羅創辦雅虎之初，晚上經常睡在辦公桌下，一只睡袋加一條毯子。這种夜以繼日的拼搏，一方面是拜創業衝動所賜，全然自愿，拿青春賭明天；另一方面，也是殘酷競爭環境的壓力所至。硅谷每年有數百家公司誕生，也有數百家倒閉。壓力迫使每個人進入“游戲机狀態”，你打的速度慢，就會被“敵人”消滅。

在硅谷，人生既是“為了興趣而展開的工作”，也是“永遠脫不掉的紅舞鞋”。挑戰极限，包括不可能的任務，不斷把自己拋向絕境与极限，又在絕境中逢生，在极限里超越，享受那稍縱即逝的巔峰体驗。我看著，想著，感受著，腦子里突然跳出了這樣的話：作為個体，他們未必是為使命而生，為使命而來；但作為群体，他們卻似乎承擔著人類的某种使命，閃耀著人類精神的光芒。

政府該干什么

去硅谷參觀前，我跟舊金山中國總領事館的科技領事聯系，說我們中有不少人在政府部門工作，很想了解一下地方政府在硅谷形成過程中發揮了哪些作用。他說，國內來硅谷的考察團都喜歡問這個問題，領事館也幫助請過硅谷一些城市的市長給他們講講，結果大家听得都比較失望，因為這里的地方政府似乎沒有怎么介入過硅谷的發展，只是按照法律履行應盡義務而已。我們在硅谷參觀過4家公司，也問他們有沒有得到過政府的什么优惠政策，都說沒有。

哈耶克曾說：“一個生机勃勃的社會，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勵一切個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對于硅谷這樣信息朝夕万變的高科技產業，政府如果要直接插手，或經常給予指導，必然是南轅北轍，好心辦錯事。就中國而言，据說至少已經有53個地方政府要在當地建硅谷，這种“硅谷大躍進”的前景如何，稍有常識的人一望即知。連市場變化和運營速度相對緩慢的傳統產業，國有資本都在大舉撤退，難道還能指望它們在競爭殘酷、分秒必爭的高科技領域反而重整旗鼓？

“科教興國，發展高科技這么重要的事情，地方政府怎么能不管呢？”那种同樣是從空气里飄來的味道，讓人一下子感到，雖然他們已經吃了一次把國有企業搞垮的大虧，但根深蒂固的觀念還是把企業當下級，當“指示對象”，“指導幫助對象”。高高在上的權位讓他們不斷滋生著智力的优越感和評論的快感。他們或許真的不清楚，權力不僅容易導致腐敗，還容易降低智商。這話說來苛刻，但想想每年中國隨著長官意志和“拍腦袋”而殉葬的工程、項目乃至生命，誰的心靈不在承受折磨呢？

雖然硅谷不是政府計划的產物，其發展基本上是由民間推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對硅谷發展毫無作為。通過訂單方式，美國國防工業多次向硅谷的一些高技術研究項目提供聯邦補貼，用于研究開發。1959年，仙童公司獲得1500万美元合同，為“民兵式”導彈提供晶体管，1963年又獲得為“阿波羅”宇宙飛船導航計算机提供集成電路的合同。1958年到1974年間，五角大樓向硅谷的公司采購了10億美元的半導体研究成果和產品。在1970年代風險投資開始興旺之前，聯邦資金對硅谷創業和技術進步的推動是不能怀疑的。互聯网最早也是政府項目。包括网景在內的一些硅谷公司都直接或間接獲得了政府投資的研究項目的支持。這些都是事實。

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注意到，政府在硅谷發展中几乎總是以顧客（customre）身份而不是組織者（organizer）身份出現的。只是在最近几年，由于硅谷的過快膨脹所帶來的諸多公共問題，政府才開始通過和私人机构合作的方法，來研究基礎設施、區域環境等規划問題。必須承認，硅谷企業家們的個人主義价值觀，有些時候會限制他們集体迎接區域的挑戰。硅谷的地方政府正在試圖促進他們自我組織的進程，但又不能犧牲個体的自治和靈活性。這是与傳統的自上而下式干預和放任自流都不同的新方法，對地方政府來講，當然也是一种新挑戰。

說到优惠政策，加州政府有一套完整的《加州投資政策与指南》，包括加州鼓勵政策、企業保護區（Enterprise Zones）、雇佣信息查詢和雇主附加服務、金融援助、地方鼓勵政策等。非常清楚，也很公平。

具体到地方政府的行為，我們可以以1999年加州杰出城市獎獲得者、硅谷的米爾皮塔斯市（Milpitas）為例。該市市長在介紹經驗時主要談了3點：首先，盡速滿足高科技公司的需要。何為“盡速”？就是能夠提供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時的特別服務。對高科技公司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就是生命。為此，米爾皮塔斯市政府實現了在网上申請創辦公司的許可，市政府各部門以光纖网絡連接，高科技公司和市民甚至圣誕節當天都可以向市政府提出申請，絕不耽誤公司作業。政府有關工作人員添置了手提電腦，以備外出做審查時可在汽車上使用。“我們有迅捷的服務，我們比任何人的行動都快，我們經常找方法改進自己。”

第二，像經營企業般管理政府机构。在企業里，有人給你打電話或寫信你必定要回复，但你給政府打電話或寫信未必會有回复。“我卻親自回复給我的電子郵件，若不能兼顧，會轉給同事，一定要回复，再把結果告訴我。電話也一樣，一定會被接听，而且在48小時內，一定給他們答案。市民都知道的。我們還設有网站，可透過互聯网跟任何一個員工傾談。”

第三，創造优質的生活環境。米爾皮塔斯希望成為以家庭為中心的社區，不要像紐約或舊金山那么擁擠。希望住在市郊的生活有廣闊的空間，大片草地，能讓孩子嬉戲的公園，良好的治安，清洁的飲用水，接到報警后一定在4分鐘以內的反應。總而言之，“高科技城市如何發展，就是提供高質服務。”
在我看來，我們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員先不要忙著夸夸其談如何發展高科技大產業國際化。先別做坏事，比如跟走私犯、黑社會搞到一起，貪污腐化，權力經濟，損公肥私，朋党勾結，魚肉老百姓。接著，看看有沒有多管閑事，比如干涉企業行為，三天兩頭圍著企業打主意，以指導檢查之名，行刁難勒索之實。要把這些毛病都清除掉，那就擺正和企業、和市民的關系，向他們的需求學習，然后為他們老老實實、踏踏實實、利利索索、順順利利地服務。這才是政府該干的份內事。把這些事情都干好了，城市的形象自然能夠建立，官員的智商自然能夠提高。如果我們的地方官連自己的本職工作都搞不好，他們能夠建成什么什么“谷”嗎？

輝煌的絕境

對硅谷來說，千年之交的2000年不是一個好年頭，更不是一個好兆頭。納斯達克股市1年之間下行接近40％，對許多硅谷公司的打擊是致命的。即使是我們4天時間的走馬觀花，也能感到硅谷公司所受的傷害。許多公司裁員甚至倒閉，門可羅雀。1年前很多人寄予無限幻想的認股權証，現在還不如衛生紙值錢。在資本市場上風云際會一時的.com公司丟盔卸甲，潰不成軍。伴隨“紙上富貴”的消失，硅谷的泡沫大大被擠掉了一次。

物极必反。經過1個世紀逐漸發展起來的硅谷，在最近10年達到了最高峰。与此同時，硅谷急速發展的若干后遺症也開始呈現。

其一，由于大批人才擁入，硅谷的辦公、住宅等生活成本急劇上升，交通狀況日趨惡化，學校教育也難以跟上。DELL電腦創辦人Dell經常從公司所在地奧斯汀坐飛机到硅谷出差。他說，奧斯汀和北加州一樣富裕，自由，信息靈通，但更容易生活，房子便宜，學校良好，交通和空气比硅谷都要好。“每次去硅谷，我都感謝上帝讓我們以得克薩斯州為基地。”

其二，強大的工作壓力使得很多硅谷人無法顧及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在“高壓鍋狀態”下掙扎。成功的代价是与家人的疏离，孩子的陌生。很多人干脆覺得家庭是個拖累。有一個統計，硅谷的离婚率高達80％，生育率則在不斷下降。在充滿新技術的生活中，人們承受著巨大的時間壓力，家庭的軸心作用越來越脆弱。由于技術的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硅谷人仿佛置身于由筆記本電腦、移動電話、個人電子記事簿、尋呼机等編織而成的复雜的電子网絡中。惠普公司一位高級研究員告訴我們，很多在硅谷名气響亮的人物，生活都不美滿，离婚兩次已經是良好記錄。心理治療專家說，硅谷CEO（首席執行官）病人們的最大問題是“假日恐懼症”，不知道假日該干什么。

其三，追求暴富的急躁心態，和暴富后的“暴發戶症候群”，讓硅谷的精神世界經受著巨大的動蕩。在過去，40歲以前成為百万富翁是普通硅谷人的心態，現在，不少人熱衷的話題是誰在20几歲就成了千万富翁。硅谷的一些中學生已經在買賣股票。以前孩子們之間比誰的爸爸厲害時會說“我爸爸可以打敗你爸爸”，現在他們的說法是：“我爸爸可以買下你爸爸。”

已經有一些硅谷公司因為忍受不了高昂的經營成本遷往猶他州、亞里桑那州等地。已經有一些硅谷人逃离硅谷，一如當初他們擁向這里。有的人要逃离工作對家庭的壓榨，有的人要解脫財富對心靈的扭曲。他們向北向東遷移，有的甚至回歸牧場田園生活。在感傷主義者們看來，今天的硅谷和當年的硅谷已經大大不同了。創新的興趣被一夜暴富的欲望替代，朴素的技術文化被空洞華麗的商業計划侵蝕，承受失敗的耐心被“看誰成功更快”的浮躁衰減。硅谷是用1個世紀的艱辛積累起來的產物，但當它終于站在巔峰上笑傲江湖時，不少人卻忘了上山那條曲折的路，以為成功是如此容易，財富可以輕而易舉。有人把硅谷比作一台爆米花机，扔進去一批冒險家，再注入一些風險資本，就能爆出一個又一個百万、千万甚至億万資產的奇跡。如果不是納斯達克的這盆冷水，硅谷也許已經被比喻成“夢想如油，風險資本是火，一燒就能照亮世界”了。

不過，即使在今天，大部分的硅谷人仍在硅谷，仍在努力，硅谷在世界高科技王國的霸主地位沒有根本性的動搖。硅谷人對自己的未來仍然抱有信心。像80年代半導体危机所帶來的衰退并未降臨。也許今天硅谷人的創新衝動不再像1939年惠普創立和1976年苹果誕生時那么純粹，而夾雜著或多或少的金錢度量，但它的強度依然猛烈。美國人很坦白，“在美國，能夠被一個男人徹底完全接受、永遠真實的唯一价值就是錢。”

對硅谷未來感到悲觀者說，“硅谷不再是探險的標志，現在它代表著自滿和揮霍，成了貪婪的堡壘”，而昔日的夢想，已成碎片。

對硅谷未來樂觀者相信硅谷內在的頑強生命力，能幫助它穿越任何風暴。网景公司的創始人之一Andressen說：“每一個网絡公司倒閉，我們都應慶祝。因為這些泡沫公司必須死去，只有這樣，才會有空間讓有价值的公司成長。”

還有人預言：“硅谷曾經是一台新机器。它改變了世界，還可能再次改變世界。但這台机器已經不再有靈魂了。”

硅谷留給了我极度的興奮，和隱隱約約的感傷。這兩种情愫交織在一起，別有一番滋味。他們創造過，創造著，扭曲著，受難著，收獲著极限，付出著代价。因為他們的創造和受難，我在心里一次次向他們祝福。因為他們在創造和受難過程中對人性的高度和深度超乎常人的開掘，我向腳下這塊神奇的谷地深深致禮!

后 記
當《南風窗》的讀者朋友讀到這篇文章時，我已經結束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大概正在飛回廣州的航班上。我很幸運，在加州呆了這一年。1960年，法國總統戴高樂訪問加州時，只要求參觀兩個地方，就是迪斯尼樂園和斯坦福工業園（當時還沒有“硅谷”一說，“Silicon Valley”最早出自1971年美國《微電子新聞》編輯的筆下）。在把藝術和市場、技術和商業相結合方面，迪斯尼和硅谷創造出了至今世界上還很難超越的奇跡。我相信，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科研人員來說，這种結合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怎樣發展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和文化產業，不是這篇文章的主題，也不是我有能力回答的問題。但我愿意和所有關心祖國命運的人一起來思考：我們創業的空气里飄著什么？缺著什么？多著什么？它能讓創業者自由自在地呼吸，無憂無慮地嘗試，無拘無束地思考，一往無前地創造嗎？實實在在地為國家和人民多創造些价值，這是我和很多到過國外的朋友的一致心愿。愿我們的創業空气條件能夠不斷得到改善，清除掉那些阻礙价值創造的不良成分，讓我們的空气里多一些對創造的鼓勵，多一些清新和活力吧！

(轉自《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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