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中共群眾運動的刨析（一）
【紀元特稿】真誠的民意受到權力的壓制，偽裝的群眾運動又受到權力的操縱和利用，這背后是權力和良知之間的較量。在今天的道德淪喪中，權力直接迫害的對象已經不再是資產階級思想、异己的政治觀念或者特定的人群，而是道德本身——真善忍了。這不僅涉及煉功的群眾，而且触及所有人的良知。針對發論工的暴力圍剿和謊言誣陷既表明了權力的最后瘋狂，也顯示了一种道德重建的希望。而如此眾多的民眾牽扯其中，表明無論是重建或者淪喪都是規模浩蕩。也許，權力和良知的角斗該結束了，也許這就是基督教所說的“最后的審判”？歷史已經留給人們太多的啟示和告誡了，中華民族中的每個人都已經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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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狀況不怎么樣，但是中國的群眾運動卻特別的多。這种表面上看起來矛盾的現象，在中國的背景下卻是十分正常的。中共自稱是一個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党，就一定要自上而下地組織一些和其遙相呼應的群眾運動，以驗証其決策的群眾基礎或者合法性，并借助群眾運動完成党設定的目標。對群眾的有效組織和鼓動，是中共自建立以來積累的寶貴經驗；如果政策代表和反映了群眾的意愿，就會產生惊人的效果，國民党就是這么被打敗的。
建國后，歷次禍國殃民的政治運動都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歷史過后，人們發現除了最高領袖之外，几乎人人都是自己參与其中的群眾運動的受害者。五十年代批判胡風的時候，北京召開7000名知識分子參加的大會，當郭沫若宣布逮捕胡風的時候，全体以雷鳴般的掌聲一致通過。后來，又有几個知識分子逃脫了被整的命運呢？
從五十年代開始，一些群眾在國家政策不落實、政府官員腐化的情況下，以議論、反映情況、派代表談判和集体上訪等方式表達民眾呼聲。這种自發的群眾運動反映了群眾的真誠愿望，卻往往沒有獲得應有的對待，六四事件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從某种意義上說，中國的政治史是最高權力和群眾運動交互作用的歷史。
1、群眾運動的分別
看來，存在著兩种類型的群眾運動：一种是真正由群眾自行發起的要求解決問題、揭露、維護權利的活動；一种是在中共或者政府部門的組織、暗示、誘導、操縱下發起的群眾運動。由于中共事實上控制著所有的傳媒、群眾組織和國營企事業單位，它可以以各种明顯或者非常微妙的方式實施自己的影響力，包括派遣骨干以群眾的名義進行鼓動、以某某單位的名義進行組織或者提出“群眾的意愿”、通過媒体渲染气氛或者樹立典型等等，不一而足，民意在其中受到全面的操縱。
沒有一次政治運動不是標榜代表著群眾的呼聲和意愿，而實際上是被利用來執行最高領導者的某項計謀或者政策；沒有一次政治運動不是標榜為了國家的富強、消除階級敵人的破坏或者任何最高領導者才能覺察的危險，而實際上是在打擊异己、持不同政見者或者消滅一种不令人喜歡的思想傾向；沒有一次政治運動不是在表面上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支持和參与，而這种支持和參与實際上是通過輿論欺騙、變相脅迫和暴力威脅取得的。這种群眾運動，有時候只需要你的沉默和稍微配合一下就可以成就了，例如出席某個批斗會、鼓掌贊同等等；有時候，需要你按照要求或者暗示表態包括照本宣科等等。
鑒于中共對社會的廣泛控制，只要有一小撮“人民群眾”自覺或者盲從的俯首帖耳，第二种群眾運動就完全可以登堂入室了。群眾的情況是复雜的，他們中間具有不同的思想傾向，具有不同程度的良知和勇气，絕大多數的生存完全仰仗著中共控制的國營企業，他們接收的信息往往受到篩選和過濾。中國從來不報道南斯拉夫塞族的野蠻暴行和美國出兵南斯拉夫的真正原因，加劇了中國青年對美國誤炸中國大使館的异常憤慨，這种憤慨又促使青年對美國駐北京使館進行襲擊。大陸有人撰文明确指出，中央電視台對于它的蒙蔽宣傳是負有責任的。而到美國使館去示威，那是很多國營單位按照上面的旨意慫恿大家甚至派車安排去的，現場的一些警察甚至為憤怒的青年學生提供了石塊。這也是所謂自發的群眾運動。大躍進的時候，很多人是反對的，但是生病的人都被強迫去煉鋼，而反對的會遭到勞教，于是一個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就產生了。中國的環境不象自由主義的西方，拒不服從，就面臨一個謀生的問題甚至生死的問題。尤其在現代媒体可以對“群眾呼聲”無限放大的技術條件下，中共對群眾運動的促成更是得心應手，而這些群眾運動沒有一個不是用來增加或者分擔政治運動的合法性，從而盡可能掩蓋中共通過定調領航來操縱全局的真相。
在群眾運動的進程中，群眾往往惊奇地發現，政治運動漸漸走向它們本來不情愿或者意想不到的方向，卻完全達到了真正發起者設定的目標。如果人們知道文革是那樣的結局，誰當初也不會對它心潮澎湃。所有的政治運動設定的偉大目標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采取的手段例如批斗、揭發、武斗、栽贓、刑訊逼供、勞教等等卻是不人道的，這就注定了這些政治運動的不良結局，更何況那些表面的政治目標背后都有更險惡的動机。因此，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日發表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說中深刻地指出，“但是對于等候在正義之宮門口的心急如焚的人們，有些話我是必須說的。在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我們不要采取錯誤的做法。我們不要為了滿足對自由的渴望而抱著敵對和仇恨之杯痛飲，我們斗爭時必須永遠舉止得体，紀律嚴明。我們不能容許我們的具有嶄新內容的抗議蛻變為暴力行動。我們要不斷地升華到以精神力量對付物質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看來，人民群眾對他人人權的輕視等等道德上的瑕疵是群眾被利用的一個前提和基礎，這客觀上促成了那种禍國殃民的政治運動或者群眾運動。當然，事情更主要的是中共濫用權力和宣揚“階級斗爭”的歪理邪說造成的。歷史已經表明，那些鐵証如山的“階級斗爭”事例要么是捏造的，要么是刑訊逼供的結果。那些“敵人”、“危險”要么是假想的，要么是被指鹿為馬的。但是，如果群眾能夠識破這些政治運動背后歹毒的用心，或者拒絕采用違反人權和法律的手段，就不會發生這樣一幕一幕連續不斷的民族悲劇。
禍國殃民的偉人死了，少數爪牙也煙消云散，而我們整個民族和所有的群眾卻都得承擔歷次政治運動的全部后果，這些后果不限于人生的損失、肉体和精神上的苦楚、國家發展机遇的喪失，更包括人們內心的隔閡、冷漠、老奸巨猾和對道德的不信任。熱情和真誠都不再存在，絕望和麻木使人們對用長久的痛苦換來的教訓不以為然。
2、政府對群眾運動的態度
對于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中共和政府面臨一個引導和利用的問題。對于那种自發的群眾運動，中共歷來有兩种態度。在那個群眾運動被當作政治工具的時代，真誠的群眾運動歷來遭到壓制。這种群眾運動，往往被污蔑為“群眾鬧事”。這個至今沿用的詞語反映了中共和政府對群眾呼聲的一貫反感。但是，如何對待這种來自底層的呼聲，卻是衡量一個政府、一個政党民主与否的試金石。
中共“八大”以后，中共已經認識到國家的主要矛盾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那么，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現以及矛盾的結症在哪里呢？劉少奇指出：“人民內部矛盾，現在大量地表現為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更确切地講，是表現在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与人民群眾的矛盾這個問題上。”
胡績偉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學習劉少奇〔如何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紀念劉少奇百年誕辰》，講述了劉少奇對“群眾鬧事”的看法。
劉少奇當年在上海作《如何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前，親自到河北等五個省作了調查研究。他在總結了各种“群眾鬧事”情況后認為，利益分配不公道，群眾意見長期得不到解決，矛盾激化起來就鬧事。“所以，總起來說，領導机關的官僚主義是引起鬧事的原因”。
在“八大”會議上，劉少奇說：“在党領導了國家政權以后，党內貪污腐化、違法亂紀、道德墮落的現象有了某种程度的發展，這种現象必須堅決制止”。
劉少奇分析群眾鬧事的第二個原因是群眾意見長期得不到解決，反而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群眾進行打擊迫害，激化了矛盾。他說：“群眾鬧事經過几個階段：先是提意見、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沒結果，就開會，向北京告狀，或出牆報，向人民日報寫信；如果還沒有效果就請愿，就鬧事。大体上不是突然鬧起來的，往往是經過好几個月，經過了半年，采取了各种辦法，官僚主義不理，解決不了問題，最后才請愿、鬧事、罷工、罷課。大部分鬧事，開始只是群眾講閑話。所以勸同志們要听閑話，群眾閑話不可不听。剛剛有了閑話，你听了，感到有問題，就去處理，這就比較好，解決了問題可以不鬧事。因此要允許群眾提意見，提要求，派代表交涉，開會，向北京告狀，向人民日報寫信。要允許這些事，要听閑話，就是要允許小民主。不允許小民主，勢必要來大民主”。
他還說：“我們一些領導干部，沒有鬧起來時不理，鬧起來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壓制的辦法”，“說是教育群眾，實際是整群眾，只批評群眾，不作自我批評”。
劉少奇對“群眾鬧事”的起因和責任歸屬有著比較客觀的判斷。實際上，“群眾鬧事”的發生都和政府部門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有關，事發后又拒絕正确地面對群眾的正當要求，而群眾對權利的正當行使卻不构成什么“鬧事”。六四是由于政治腐敗引發的，政府卻用暴力予以鎮壓；事件是由于媒体的誣陷和天津公安抓人、打人引起的，后來又用暴力對待群眾上訪。但是，中共和政府似乎從來沒有錯過，盡管早就有劉少奇同志負責任的思考。所以，六四成了反革命暴亂，法輪功被打成“邪教”。轉自“”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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