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外界所料，中共十六大之前的意識形態戰事已經拉開了序幕，片片戰書不斷傳來：有鄧力群的新萬言書，有《中流》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的李君如的批判，有《求實》雜誌前主編邢賁思爲李君如的辯護。最新的戰事是，劉吉開罵中共黨內的政治小人。

被外界認爲是江澤民智囊的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是中共理論界的一個爭議人物。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政協年會期間，他接受了親北京的香港大公報的採訪。在採訪中，劉吉試圖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高聲呐喊。不過，他談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意並不多。他一方面重復了江澤民爲政治體制改革設置的很多禁忌，同時又把與所有中國人以及整個國家體制戚戚相關的政治體制改革歸結爲只與占人口中極少數的中共黨員有關的黨內民主。訪談中比較吸引人的，倒是他提出了“小人論”，並對中共黨內的小人進行了幾乎點名的激烈抨擊。公開抨擊黨內仍然得勢的高級官員，在中共的高級官員中並不常見。劉吉此舉，非同凡響。

抓辮子連扣帽子

然而，究竟誰是中共黨內的“小人”？這對外界來說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劉吉雖然沒有具體點出那些政治小人的名字，卻給出了一些十分具體的特徵。（下面的引文均是劉吉在採訪中的原話。）從下面的特徵來看，劉吉所言的小人非中宣部長丁關根和他領導的中共中央宣傳部一干人馬莫屬。

劉吉認爲，政治小人的第一個特徵是會抓辮子。 “中國就是有那麽一些人，以抓別人小辮子爲己任，從無建設性意見與行爲。” 他斷言他的這次採訪就免不了被人抓辮子。中宣部是管制人們的言論和觀點的思想裁判所。抓小鞭子，正是丁關根和中宣部神聖職責和拿手好戲。他們不僅抓黨外自由化人士的辮子，而且也抓像劉吉這樣的黨內改革派人士的辮子。

抓辮子必然要連同扣帽子。所以，劉吉指出了這群小人的另一個相應的特徵：“陷害忠良”。“這些人爲當官排除障礙，必然陷害打擊忠良，抓小辮子、打小報告是其專長，甚至會無中生有挑撥離間。縱觀歷史，中國歷朝歷代衰亡，都與小人盛行或當道關係密切。”是誰爲在十五大上進入政治局常委而把理論與輿論鎖入牢籠？是誰爲了做官用自由化的帽子打擊劉吉這樣的“忠良”？是誰指責劉吉鼓吹自由化？是誰查禁劉吉主編的《現代化的陷肼》和《交鋒》？正是丁關根與中宣部！是誰對劉吉下陰招，迫使劉吉下野退休，是前中宣部長、社科院黨組書記王忍之。是誰爲王忍之提供的炮彈？是丁關根！不論劉吉對自由派或是自由化多麽不以爲然，在丁關根和中宣部眼裏，劉吉正是最標準的、黨內新生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如此飽受丁關根與中宣部之害，劉吉怎麽能不對這群小人咬牙切齒！

政治小人“永遠說文件中的話，說領導講過的話，永遠不說自己的話，以免有漏洞被人抓把柄。這樣的幹部又怎能解決社會主義這一全新的事業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呢？依靠這樣的幹部是要誤社會主義大事的。這樣的幹部還算好的，因爲他們雖無才但人畢竟還不壞。更糟糕的還是一批和坤式的小人。”這顯然不是指鄧力群之類的老左派。因爲他們還有勇氣與江澤民對著幹。在中國大陸，人人都知道，只有中宣部是專門負責制造假話、官話、套話。不信，你聽聽民謠中宣傳部長的酒令：“筆桿尖尖，筆頭圓圓，我寫過的文章有千千萬，我發表過的文章有萬萬千，有一句真話沒有？沒有！”

中共將亡于政治小人

自然而然，小人的共同特徵是“大奸似忠。他們根本沒有社會主義信仰，卻把社會主義的高歌唱得比誰都響。他們可以毫無人格，向領導個人表效忠心，既無黨的事業觀念，也沒有個人事業心和抱負，其全部目標就是做官升官。領導說東，他決不說西，甚至領導說公雞生蛋，他也會說親眼看見了。對這些人而言，只有領導沒有想到的，決沒有他做不到的。”在中國大陸，有誰能比中宣部把社會主義的高歌唱得更響？有誰比丁關根和中宣部更能代表中共在理論上的政治正確性呢？是誰以橋牌爲進身之階，毫無人格地先向鄧小平、後向江澤民表忠心呢？當然是丁關根。

這群政治小人會在中共黨內産生什麽樣的危害呢？“蘇聯亡國亡黨，也是因爲黨內出了小人。”劉吉以蘇聯共產黨垮臺的教訓說明，中共將亡於這些政治小人。劉吉引用從未正式公開的鄧小平政治遺言來論證小人對共產黨的致命危害。“鄧小平在他最後的‘政治遺言’中曾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丁關根與中宣部對中共的暗中摧殘怎能不叫劉吉揪心？

中共在今日中國大陸的名望之低早已不是秘密，幸賴作爲中共黨內最後脊梁的爲數不多的改革派勉強支撐。給共產黨最後的致命一擊莫過於打斷其脊梁，把改革派打入冷宮。丁關根憑手頭的權力也許打不到朱熔基、李瑞環這樣的超級黨內改革派，但是壓制劉吉這樣的政協委員還是綽綽有餘的。劉吉在採訪中所流露出的對黨內小人的憤怒自然也溢於言表。除劉吉外，在中共黨內痛駡丁關根和中宣部的還大有人在，如毛澤東的前秘書、中組部前副部長李銳；丁關根在上海交大的學長、《東方》雜誌前主編鐘沛章；《人民日報》前總編輯胡績偉；《科技日報》前總編輯孫長江等。朱熔基、李瑞環以及萬里、田紀雲等人對丁關根及中宣部的反感在大陸更是盡人皆知。正是丁關根和中宣部以中囯共產黨的名義把假話說盡，把中國的理論界與輿論界逼成寒蟬，對敢言的知識份子全力封殺，對受民衆歡迎的報紙雜誌出版社關張停業、撤職查辦、橫加整肅。丁關根和中宣部成功地使中共在知識份子和普通民衆中名聲喪盡，其結局難免導致對中共的衆叛親離。丁關根成功地成爲中共歷任宣傳部長中被公認爲名聲最壞的一個，同時也使中宣部長成爲最不受歡迎、最沒人敢做的職位。其實，劉吉對丁關根的責駡，已經算是比較客氣的了。黨內的改革派在北京的一些會議上直呼丁關根爲法西斯。丁關根響亮的渾號已經把他的法西斯風格與手法描述得再形象不過了：盯—關—跟。

大陸的許多民意調查一致表明：包括多數共產黨員在內的中國人最關心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而劉吉認爲，這些小人“輕而易舉把政治體制改革等同於資產階級自由化”， 於是成功地堵死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而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囯共產黨藉以轉型以獲得新生的最後一個手段。堵住政改，按照劉吉的看法，就使共產黨不能“與時俱進”，不能擔“當得起領導社會主義改革和實現廿一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小人的陰壞怎能不讓劉吉心急如焚？

暗地令江澤民成笑柄

其實，飽受丁關根與中宣部之苦最多的不是劉吉，不是自由化知識份子，而是中共最高領袖江澤民。丁關根通過誇張的、別有用心的宣傳方式，使得江的任何理論，一旦出爐，立即成爲民衆的笑資。“三講”被中宣部講臭講爛後，江澤民被迫提出“三個代表”；“以法治國”被中宣部化成空洞口號後，江澤民又被迫提出“以德治國”。在丁關根和中宣部的有效消耗下，江澤民的理論武庫中備件似乎不多了。作爲江澤民的智囊，劉吉對此何等痛心疾首，可想而知。

作爲國家權力一部分的宣傳部，在歷史上只有在兩類國家中可以找到。巧合的是，這兩類國家恰恰是國家社會主義時代的德國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導下的蘇聯、中國之類的國家。在這類權力建立在暴力與專政基礎之上的國家中，宣傳部對於包裝黨和國家權力的合法性是必不可少的。戈培爾對於第三帝國，就像其衝鋒隊一樣必不可少。在中國，中宣部的作爲也關係到中囯共產黨的生死存亡。

令人稍有不解的是，爲何丁關根長期被重用，中宣部長期被放縱？是爲了建設共產黨，還是爲了毀滅共產黨？從效果上來看，丁關根與中宣部對中共正在進行的顯然是創造性的毀滅。

　（2001-3-26）
－－原载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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