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7日訊】
在毛澤東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屠夫經濟”的時代，中國的工業化以難以想象的巨大綜合社會成本換取了可觀的成就。到1978年，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上升為49.40%。中國擁有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粗具規模的國營工商業体系、而且在軍事上成為极少數擁有核威懾力的國家。与此同時，它也造就了龐大的城市職工大軍。
但是，由于大陸中國的工業化完全与農村城市化的進程脫節，特別是与市場化脫節，整個國民經濟及城市職工畸形化。一方面，計划經濟、重工業及其軍事工業优先發展的戰略，造就了一個嚴重畸形的工業体系：大量投資被浪費，大量設備閑置或使用不足，生活用品的供應嚴重匱乏，工業品的最大消費群体農民，不但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而且极不公平地承擔了工業化的高昂成本。他們被戶籍制度和集体化強制束縛在土地上，以簡陋的生產工具和极低的勞動效率，補貼著龐大的工業規模和城市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沒有市場化的境內競爭机制，公有制下的國企職工享受著鐵飯碗和各种福利保障，所有者缺位所導致的效率低下，不會影響他們的收入和利益，因而也就不會對他們构成就業壓力。他們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不是表現在工作上，而是表現為隱蔽的怠工、偷懶、損公肥私。效率的巨大損失，則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种分配格局，導致了他們在改革之初的保守或觀望的曖昧態度。直到國企改革使效益低下的代价必須由他們自身來承擔時，他們才產生了真正的危机感和越來越強烈的不滿。
以國有企業為主体的城市職工，由于在舊体制下相對于農民和知識界而言，無論在社會地位上、還是在經濟收入上，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階層。經濟上的平均主義使他們沒有受損害的不公平感。社會地位上，他們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有著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殘酷的政治身分歧視，也基本不會波及他們。所以在大規模的國企改革沒有進行之前，除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高通漲時期對物价飛漲的不滿之外，他們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其利益也沒有受到真正的損失。而且，獎金還比以前多了些。所以，他們既沒有知識界主体由“臭老九”到執政者的輔佐者的解放感，也沒有私營業主先富起來的滿足感，更沒有二者的受尊敬的感覺。他們對于改革的態度一直不太明朗。只是在工人階級的至高無上的“主人”地位被經濟大潮所動搖、乃至淹沒之時，他們才切實感到了在社會地位及榮譽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傷害。
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企的大面積虧損使中共政權不堪重負，只能用甩包袱的辦法，讓大量國有企業關、停、并、轉。國營經濟改革的深入，不僅使中、小型國企、就是有些大型國企，都陷入破產和被拍賣的悲慘命運。縣、鄉、鎮一級的國企的關閉率高達95%，隨之而來的是大批職工下崗、失業。對國企職工來說，失去了飯碗直接關系到看得到、摸得著的既得利益，顯然比名義上的主人翁地位的損失更具毀滅性。同時，舊的由國家全包的福利保障制度的逐漸廢除，而新的适應于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体系又沒有同步建立，更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研究就業和社會保障的經濟學家馮蘭瑞，提供了一組數字：“九五”期間，城鎮新增長的勞動力5,400万人，同期僅能安排3,800万人就業，尚有1,600万人失業。國有企業再產生1,500万至2,000万的失業大軍，共計就有3,000多万人失去工作崗位。這期間，農村新增勞動力，再加上現有的剩余勞動力有2.14億人，只能消化7,700万人，尚有1.37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這樣一算，大陸失業人口高達27.78%。在失業補償嚴重不足和社會保障极不完善的現存体制中，城市的3,000万失業者是國企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另外，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敗。破產、負債的企業的法人們，卻一個個腦滿肥腸。“窮廟富方丈”的現象触目皆是。那些自認為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党和國家的人，那些原以為一輩子都可以捧著鐵飯碗的人，卻被党和國家一下子拋入沒人管的近于絕望的境地。社會地位的急速下降，生活水平的相對大幅度下降，甚至朝不保夕，使他們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發出對現行政權和現行秩序的強烈不滿。
于是，上訪、請愿、游行等抗議活動，在全國的城市中愈演愈烈，正如農民的集体抗議事件在廣大的農村迅速上升一樣。僅2000年10月下旬以來至11月14日為止，大陸155個地區，共發生了8,150多宗游行、示威、請愿事件。
与此同時，由于各級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簡，這种抗議活動已經超出了工人和農民的階層，擴大到被精簡下來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在被迫下崗或失業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第一次彼此之間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覺。据報道有21個省（區）、直轄市屬下的党政机關部門，發生了530多宗集体罷工、請愿、赴京上訪事件。這是文革結束后，首次有眾多党政机關干部走上街頭。
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許任何獨立的民間工會組織的存在，工人的權益又得不到法治的保障，他們的利益沒有組織化和合法化的表達渠道，沒有与厂方或政府進行平等談判的權利，只能在忍無可忍之時冒著巨大的人身風險，進行自發的、分散的請愿和抗議。而政府在應對這類以群体反抗為手段的利益訴求時，除了財政安撫和強制鎮壓之外，再沒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權對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議事件的處理，皆為暫時的治標的權宜之計，而無法建立長遠的治本制度。
在對現存秩序強烈不滿的意義上，城市的失業群体作為改革成本的僅次于農民的承受者，他們是推動政治改革的動力。但是，從這個龐大群体的以往經驗、利益訴求和改革理念上，他們又是大陸中國走向健全的自由經濟和憲政民主的強大阻力。因為在改革之前，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都有很大的优勢。同時，他們中的主体是從農民轉化而來，既有著農民式的懦弱和自私，又有著不同于農民的對絕對平均主義的鐵飯碗時代的記憶，他們在目前的卑賤境遇中，自然會与昔日的處境進行對比，因此更怀戀經濟上吃大鍋飯、生活上有免費的福利保障和政治上做名譽主人翁的毛澤東時代。而現在的改革對他們來說只意味著：讓那些僅占總人口不到5%的先富起來的權貴階層和私營業主們，在私有化的旗幟下名正言順地合法占有全社會80%的財富。而他們自己則是鐵飯碗、福利保障和社會政治地位的全部喪失。所以，他們宁可通過再一次“劫富濟貧”的經濟文革，來重新均分社會財富，也不愿意繼續推進這种剝奪了他們的飯碗和社會地位的改革。他們宁可要陳胜、吳廣和洪秀全，也不要瓦文薩和哈維爾。
据中南社會調查所對武漢市民的入戶問卷調查，40項熱點話題中，民眾最關心的話題，是如何懲治腐敗。反腐敗被排列成為第一熱門話題，關注度高達85.4%，而對排在第二位的熱門話題發展經濟的關注度僅為56.7%，兩者差距近30個百分點。零點調查公司對7省市農村居民的調查也顯示，農村居民對反腐敗的關注度也高達70%左右，但只有近38%的受訪者對反腐敗有信心。大多數都持保留態度。
這种對反腐敗的高度關注，說明了民眾對社會公正的渴望，但是，并不能說明他們所要求的社會公正就是建立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在大陸中國民眾的經歷中，几乎沒有受到過西方式的、以應得權利（天賦人權）平等為基礎的社會公正的恩惠，沒有依靠私有制來保障個人財產的經驗，沒有嘗到過利用市場競爭來積累個人財富的甜頭，更沒有用憲政民主來達成個人自由的体驗。而只有通過“劫富濟貧”和“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依靠國家政權的強制性分配來達到結果平等的經驗。中國傳統“劫富濟貧”式的農民起義和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都是他們耳熟能詳的歷史。土地改革和國有化的絕對平均主義，离他們也并不遙遠。他們宁愿為了得到強權恩賜的絕對均分的一小份面包，為了回到集体主義的大鍋飯而出讓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也不愿意為了得到平等的自由權利而暫時損失一片面包。
更重要的是，中共偽造歷史和強制意識形態灌輸，使他們只有對分配上絕對平等的美好記憶，而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國有化讓中國人付出的巨大代价（物質匱乏、政治恐怖、精神一律、人權毀滅）的悲慘記憶。這种由執政党精心制造的民族記憶的扭曲和空白，割斷了真實的歷史，扼殺了自省和汲取教訓的机會，抹去可以升華民族精神的苦難歷史，使中國人在整体上無法積累成功与失敗的經驗。其結果是：每一次大變革，都回到原來的起點；歷史呈現出原地踏步的惡性循環。
在此意義上，如果大陸的傳統毛派和“新左派”能夠贏得未來，最廣大的下層群体正是他們的民意基礎。2000年，話劇《切．格瓦拉》所造成的從春季到年底的持續轟動效應，似乎驗証了新左派在大陸的未來變革中有著廣泛的民意支持。該劇對為富不仁的資本主義的仇恨和對清教徒式的窮人革命的呼喚，對貧富不均的現狀的抨擊和對再一次平等分配財富的渴望，使革命理想又一次在物欲橫流中閃光。
然而，《切．格瓦拉》的轟動效應，并非全部來自其宣揚造反或革命的宗旨。它所依靠的仍然是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炒作。作為近年走紅的文壇新貴，他們已經很資產階級了。第三輪首演結束后，他們還舉辦了一個奢華的酒會。貴賓是賀敬之、柯岩、魏巍等傳統毛派。杯盞交觥之間，他們相互交流著對格瓦拉以及毛澤東的怀念，談論著當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橫行、巨大的貧富差异和普遍的政治腐敗，呼喚著進行再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未來可能性。他們高聲呼喊革命的口號，贊美格瓦拉精神，顯然只是看准了人們的精神飢渴，可以成為其票房的丰厚來源，而決不會象格瓦拉一樣，去踐行危險而艱難的革命。這种場面，又一次凸現了大陸知識界所奉行的豬哲學生存策略：理論与行為方式的乖謬。正如近年在大陸中國走紅的“新左派”的主要成員中的一大半，一面呼吁大陸中國必須警惕、進而抗拒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陰謀，一面在資本主義的香港或美國享受著富裕的生活和充分的個人自由。他們的平民立場和民粹主義，只是煽動別人而已。他們自己決不會踐行。
在最需要社會公正和向專制強權挑戰的道義勇气的大陸，如果沒有公開對一党獨裁說“不”的勇气，那么任何姿態皆是可疑加可恥的。在毛澤東的名字仍然作為“大救星”、而深植于大陸最廣大民眾的記憶之中時，怎樣引導民眾接受他們毫無經驗的自由經濟和憲政民主，怎樣把他們對現存秩序的不滿納入漸進的理性的政治改革進程之中，而不是被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新老毛主義所利用，的确是對大陸的堅持自由主義价值觀的各類精英的嚴峻考驗。而自由与平等之間、經濟效益和貧富不均之間的吊詭，在大陸語境中能否得到常識性的澄清，則是自由主義能否說服民眾的啟蒙關鍵。
（2001年1月16日于北京家中）
(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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