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2日訊】國際人權公約就是聯合國人權公約，通常就是指1976年生效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中國政府于1997年簽署了這兩個公約，經過了3年多的反复權衡，終于由9屆人大第20次會議在2月28日宣布正式批准通過其中的《經濟、文化、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當然是一件值得歡迎的事情。

在毛澤東時代，人權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只是批判的對象。在鄧小平時代，人權好不容易成了被少數專家學者研究的對象。而到了江澤民年代，人權成了借用的對象，終于對中共也有了使用价值。中共發布《人權白皮書》，宣稱自己如何尊重人權，如何在中國改善人權，還簽署了人權國際公約。

從中，人們可以看到歷史前進的腳步。但如果人們誤以為這是中共領導人的功勞，以為中共領導人茅塞頓開領悟了人權的价值、在為改善中國人的人權而努力，那就錯了。

有一句話叫做”大勢所趨”。在中共領導人眼里，党權是唯一重要的。一切的一切，都要看是否有利于鞏固中共一党專政。人權在党權面前是沒有任何地位的。但是，中共不能繼續把中國与世界隔開，因而不得不采取對世界開放的政策，從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世界接軌，受到世界潮流的影響和衝擊。面對世界的大趨勢，中共沒有走到潮流前面去的新思維，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一步一步退讓。中共領導人在國際人權壓力下消极抵制的過程中，有一天突然感悟到与其被動否定，不如積极拿來，改頭換面加以利用。所以中共就把人權的旗幟抓到手里，把它修改成生存權，把它修改得具有中國特色。在國際交往時，中共領導人開始大談有中國特色的人權了。這就是事實的本來面目。

所以，中國對《公約》中的關鍵條款作了保留。《公約》第8條第1款對組織自由工會、組織工會全國聯合會、參加國際工會以及罷工權利分別作了4項規定。中共當局卻借口《公約》中的規定与中國現行的憲法相衝突，而作了全面的保留。

就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憲法還是規定公民有罷工權利。文革中在擁護毛澤東的前提下，人們還真地行使過這种權利。但是，82年的憲法，卻把這個權利取消了。當年取消這個權利的理由真讓人哭笑不得。中共說，工人是國家的主人，也是企業的主人；主人不能向自己罷工，所以這權利就取消了。國營企業中的工人是不是主人，我們暫且不談。但外資企業和私人企業中的工人，中共也不能閉著眼睛說他們是企業的主人吧！那么中共為什么不讓他們有向老板罷工的權利呢？更何況罷工權利不單單屬于工人，各行各業的職工、職員都應包括在內。

前些日子，聯合國人權專員羅賓遜夫人在訪問中國時，試圖說服中國領導人接受國際人權標准。《人權觀察》和《大赦國際》等國際人權組織，也呼吁中共不要回避《公約》，要按照《公約》來修改中國目前的法律。不過這一切暫時都不會奏效。

盡管如此，我認為中共在國際人權公約上簽字，并最后宣布生效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研究比不能研究好。承認比不承認好。盡管中共販賣的人權是假貨，但說明真貨是有价值的。這將會刺激對真貨的需求。

可以說，從今以后，國際人權公約對中國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可以預料，在世界大潮流的衝擊下，在中國公民爭取自己基本權利的歷史進程中，中共只能一步一步地繼續退讓，最終，中國將真正尊重人權、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這是沒有疑問的，只是時間問題而已。那么，中共是否有可能主動地順應歷史潮流、使事情簡單一點呢？那就取決于中共能否放下一党專政的統治利益這個歷史的包袱了！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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