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近日在采訪中与一位律師朋友談及現今的“包二奶“現象，誰知這位老兄竟語出惊人：“真老土，現在已經流行‘包大奶’了。”他說，“我有一位朋友在名義上只有一個老婆，前一個老婆已經离了，其實，他暗地里有兩個老婆，他的前妻被他包了，這不叫‘包大奶’叫什么呢？10年前，這位老兄窮得叮當響，來杭州打工，后來跟著別人一起倒騰點小生意，倒騰著竟倒騰大了，出入的場所也發生了變化，他認識了一個女孩子，但他又放不下老家的那位，他說她辛辛苦苦拉扯著兩個孩子有什么錯？不离婚，‘二奶’不愿意，說愛是靠不住的，一定要結婚証，沒辦法，他只得回家和老婆商量。她說离婚可以，但她不會离開這個家的，她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离婚了。現在，我的這位朋友過得還蠻自在的。”為什么會出現“包大奶”現象？什么人“包大奶”？“包大奶”違法嗎？為此，記者進行了追蹤調查。

3月15日，記者通過這位律師朋友介紹，來到了他所說的朋友的家。他朋友現在的妻子接待了我，起先她不肯說，記者保証不說出真名實姓，她這才對記者說了實話：我剛開始認識他，不知道他有家，只知道他是生意人，做建筑生意的。很有錢，出手也大方。那時，我在杭州一大酒店坐台，他經常到我們這來玩，他看我清純(這是他說的話)，處處照顧我。有時，我沒人坐台時，打個電話給他，他准來。我們做小姐的，老是沒人讓你坐台也是挺沒面子的，時間長了，領班也就不會安排你了。漸漸地，我和他有了感情，他給我買了房，還花錢供我讀了兩年書。我們結婚時，我還不到結婚年齡，他說他等不及了，說是先辦了事，等我到了結婚年齡再補辦結婚証，我信了。我們在杭州辦了一個很体面的婚禮，他所有生意上的朋友都來了。我的家在福建，很窮的，能攀上他，我也認為自己很幸運。等我知道他在福建老家已有妻小時，我呆了。這時候我已經离不開他，我們的儿子已經出生了。當時，我只提了一個條件，讓他跟前妻离婚。他爽快地答應了，他說他也正想著這件事，他要讓儿子名正言順地生活，我這才知道他前妻給他生了兩個女儿。我至此才明白，我其實一直是他的“二奶”。去年秋天，他回福建老家辦了离婚手續，回來后，我們才正式登記結婚。結婚后，我發現他仍時常借看父母、談生意為名，回那個“家”。我知道他每次回去都是去她那的，我問他，他說我應該知足了，不要過問太多，這是聰明女人應做的。現在我習慣了，他一般上半年在我這，下半年在福建，新年都是在福建過的。他的父母還和他的前妻生活在一起，他們要一起過年的，他們父母還不知道在杭州有這么個媳婦和孫子。他生意上的事，我從來不過問。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錢，真的，我相信，他不會讓我們母子餓著的。听他說，像我們這种情況，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多的是，像他這种人算好的，比較負責任，有的可不像他。記者告別時，她再三要求記者保密，她說她現在過得很好，有車子，有房子，還有一個活潑可愛的儿子。經過采訪，記者發現，确實存在“包大奶”現象。

為什么會出現“包大奶”現象？杭州一位資深律師宋先生說：這种現象大多發生在一些文化素質不高的男人身上，他們有一定的責任感，又不能抵擋新觀念的衝擊，“包大奶”是新舊婚姻觀衝撞所產生的產物。10年前，我們周圍若有誰离婚了，也會引發一場議論的。我國現在還有部分地區還很貧窮，觀念也比較落后，离婚對女人來說，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即使离婚了，當她們發現老公的心已經不在時，她們往往選擇忍受，只希望能給外人、家人一种感覺，“我們還是夫妻就成，管它有沒有事實。”其實，這种現象的產生，跟那里婦女的地位也有一定的關系，她們的生存還依附于男人，依附于世俗的觀念，她們沒有勇气向外人稱自己离了婚，說到底，是怕人恥笑。

對于“包大奶”這個話題，杭州某保健品公司的汪先生毫無遮攔地說，“‘包大奶’不算稀奇事，像我這种情況的人，在我的圈子里有很多。有誰真會去告“老公”？告老公等于告自己，稍微聰明一點的女人都不會這樣做。”一個做生意的高先生對記者說，在我看來，女人是最現實的一個群体，去告老公有外遇，或者是“包二奶”，只能說明自己無能，孩子心里還會留下陰影。有了外遇的男人，大多數是些事業比較成功的男人，這個年齡段的女人，大多已經過了青春年華。不錯，即將出台的新婚姻法提到過財產賠償問題，可你得到了錢，卻失去了名聲，弄不好，子女也會恨你。再說，我們這些做生意的，沒人真正能搞懂我們究竟有多少錢。不如雙方來個協議，那張証書在誰手里，其實都一個樣，這靠得是男人的良心。而“二奶”就不同了，她們往往認為有了結婚証才可靠，但有些關系不是一句話就能割舍得了的，所以就“包大奶”了。

什么人“包大奶”？記者在采訪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楊張喬先生和其他專家時，他們對“包大奶”現象作了分析和歸納。戀舊型有些男人迷上新歡后，便不顧一切地想拿到結婚証，等真的拿到了結婚証，和后妻相處一段時間后，卻發現還是以前的好。于是，又和前妻走到了一起，過起了“包大奶”的日子。

林先生是福建人，1993年，他离妻別子來杭州闖天下，耐不住寂寞，和本公司的張小姐暗生情愫，并開始租房同居，沒過多久，張小姐怀孕了。張以打胎要脅林和前妻离婚，而他前妻因患過病，醫生說不能生育，他當然不肯，匆匆回了福建，起初，他前妻不肯和他离。他說：“如果你不和我离的話，別怪我心狠，我回杭州就再也不回來了，要是跟我离的話，我們在老家還是以夫妻名義相稱，直到你找到合适的，你的吃穿住都不用愁，我現在實在是沒招了，我和她已經有了孩子。”前妻這下怕了，思來想去，同意了。和張小姐結婚后，他才發現，張小姐遠沒有前妻賢惠，兩人經常為了生活瑣事而爭吵，弄得他每天心煩意亂。他回福建的次數多了起來，漸漸地，成了一种習慣，每個月回福建一次。在福建，他依然有個溫暖的家，張小姐也拿他沒辦法，若她多說一句，他一句話就給堵了，“喂，老父老母我總得要吧？”張小姐只好默認。無奈型有些男人“包大奶”實屬“無奈”。舊的婚姻雖已死，但那個家卻是“活”著的。那個家，他們認為要承擔責任，教育孩子不單單是錢的問題，尤其是男孩子，他需要的是父愛的引導，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也有的是迫于社會的壓力，這些男人，大多數是候鳥族，他們覺得离婚，在老家對自己的壓力較大。一位王先生就是這樣一种情況。1992年，他來杭州打工，因工作關系，認識了林小姐，就是他現在的老婆。他說他很愛她。覺得不給她一個名份，對不起她。他認為，只要不是游戲，就應該有個結果。他認為婚姻既然已沒了活力，還不如放棄它。但他也有難處，他的儿子特崇拜他，他怕儿子受不了，他父母年紀大了，他們疼這個媳婦就像疼親生女儿。沒辦法，他只好求前妻，要求她別對他父母說，也別對儿子說，在外，他們還是一家人。這樣，對他、對她都有好處。她同意了，但他們在廣東仍是夫妻。按協議，他每年新年還得回到老家廣東去，陪他們母子過年。占有型還有一种男人，他們“大奶”、“二奶”一個也不想放棄，新歡舊愛一個也不想拋。李先生是廣東人，他來杭州做生意已經很多年了，在杭州也有了不小的產業，他在一家娛樂城認識了一個女孩，并用心地追了一段日子，得手了，才和女孩說自己有老婆孩子，并實話實說，他不可能不要廣東那個家，他老婆是個很賢惠的人，但他答應給她一個名份，他還真有辦法，竟和這女孩拿到了結婚証，一下子手中握了兩張婚姻証，他過著如魚得水的日子。天有不測風云，他的一位合作伙伴因經濟問題和他鬧翻了，說要到法院告他重婚，他匆忙回了廣東，到了廣東，他又實話實說，說自己在杭州有了一個新家，他是不會不要廣東這個家的，但現在有了麻煩，你是讓我去坐牢呢？還是听我的，和我离婚？有一點你應相信我，她和你一樣都不知我的財務狀況，所以，你們任何人別想利用告我得到我的財產。前妻無奈，和他离了婚。李先生也還守信，真的過起了“包大奶”的生活。強迫型還有一种是“大奶”是被男人逼迫的。

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是這樣的一种情況，她很傷心地向記者道出她的事：我和他是自由戀愛的，我一直以為我們是最般配的一對，他特別疼女儿。可后來，他發了，人就變了樣，經常不回家，有時一出差就是一個月，兩個月的。他的同事告訴我說他在外面有了人，起先我不信，后來，我見他老是神神秘秘地，也就多了份心眼。有一次，他說是出差，我就跟著他，發現他走進了城西的一幢房子，我在那幢房子下面整整站了一夜。我信了，我是個要面子的人，我沒有上去。回家后，我病了，女儿打電話給他，讓他回家，他這才回來，我逼問他，他說出了實情，我說我不計較，只要他能悔改？他當時是同意了，過了沒多久，他又到她那去了。我忍無可忍，警告他，若是他還不悔改，我就告到他們單位，他反而惱了，要跟我离婚。我真去了他們單位，他們單位領導找他談話了，他說是我神經過敏。那晚，他回家后，大發脾气，說我在害他，等于毀了他一生。女儿竟相信了他的話，好几天不搭理我。男人用他的大好前途來逼我，我想想還是离了算了。告他有什么用？到時候，說不准連女儿也恨我，她畢竟還不懂事。有女儿在，不怕他不照顧我們。像我這樣的人，再找一個也不容易。反正他答應會照顧我們母女的。

离了婚后，他和那個女人的事就辦了，可每次我生病，他還是時常住過來照顧我，听說那女的也不反對，反正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由他去了。

“大奶”成了“二奶”？杭州某大學法律系教授王先生說，其實，從法律這個角度來說，只要是离了婚，便不具備婚姻這個事實了。如果离了婚，又保持著同居關系，“大奶”此時就成了“二奶”，不受法律保護了。不管是新婚姻法，還是現有的婚姻法，對重婚處罰都是一樣的，不具備婚姻事實的一對男女以夫妻名義在一起同居就屬違法。

但人們在觀念上對“大奶”比較寬容，“大奶”容易被世人看成是弱者，相對來說，難以界定是否違法？在農村甚至是有些小城鎮都還存在這樣一种情況，有些婦女雖然离了婚，可在男方家里仍是一家人，她照樣侍候公婆，你說她是不合法的，男方老父老母也不干。男人即使真的在“包大奶”，老百姓比較容易接受。“包大奶”相對來說比較隱蔽。有一層很深的社會倫理的网罩著它，不易被看透。但不管怎么說，“包二奶”還是“包大奶”，都是封建遺留的毒孽，在道德上應受到譴責，在法律上應受到制裁。

摘自浙江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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