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問題
說到“帽子”這個題目,帽子有什么問題呢?
在實際生活中,帽子是人們的日常需要,有各种各樣的帽子,也有各种各樣的功能。比如安全帽,在工地上可以保護腦袋,防止被砸傷;氈帽,冬天戴上可以防寒;禮帽,戴著表示一個人的身份,具有紳士的風度;貝雷帽,來自國外,戴上顯得有几分洋气;草帽,熱天戴在頭上,可以防止太陽炙晒……總之,各种帽子都對人們有益。
可是,還有一類“帽子”,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它一經戴上,卻像幽靈一般,時刻跟著你,就如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只要唐僧一念咒語,孫悟空就要痛得暈頭轉向。它能制服人于千里之外,使得人人都望風披靡,膽顫心惊,服服貼貼。這就是所謂的“政治帽子”。這一類帽子,有其制帽公司,也有其分銷店。在极左路線統治時期,真是“帽子”滿天飛。產生這類“帽子”,在我們國家可說是一大發明。
記得還在五十年代初,就出現過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不管這個人現實表現如何,只要過去在舊社會有些污點,就算他的老賬,送他這么一頂“帽子”,戴上這“帽子”,他就淪為异類,受人唾棄,永世不得翻身;到了反文藝作家胡風時,僅憑一些私人信件,斷章取義,加上按語,便把与胡風有一點瓜葛的人,都打成“胡風分子”,戴上“胡風分子”的帽子,仿佛胡風的能量無限膨脹,他的触角伸到了全國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單位..那時個個單位都抓“胡風分子”,与胡風沒有直接關系的人,如果跟胡風的文友有點關系,或者跟胡風的文友的文友有點關系,甚至与胡風的文友的文友的文友有點關系,也在劫難逃。到了1957年反右派,“右派”帽子更是到處飛舞。明明是自己發動人家鳴放,要別人幫助党整風,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結果倒打一耙,說“事情正在起變化”、“鯊魚浮到水面上來了”,要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便給55万多敢于提出意見的知識分子戴上“右派”帽子,(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卻又換上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弄得人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果之嚴重是從此一片歌功頌德,沒有人敢說真話了。可是至今還有人硬著頭皮說:當時确有右派向党猖狂進攻,只是擴大化而已。据了解,為了維護确有右派進攻的說法,尚留有96人沒有改正(見朝華出版社出版的《的左禍》),這就是說,由96人擴大到55万多人,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擴大法呢?緊接反右派隨之而來的,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這時某些領導人早把党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一片“敢想敢說敢干”和“鼓足干勁,多快好省”聲中浮夸風、說假話、強迫命令盛行,以致不顧客觀規律,一味蠻干瞎干。已是民不聊生,卻不允許說真話。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怀因為說了真話,便又給他戴上“右傾机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除搞了個無中生有的彭、黃、張、周反党集團,還有什么軍事俱樂部外,又在全國各地、各個單位抓“右傾机會主義分子”,株連人數成千上万,最后彭德怀、張聞天、周小舟都死于非命,好多一般干部也橫遭砍殺,降職降薪,下放勞動,說真話更進一步遭到扼殺。到四清運動時,又出現了“四不清”、“下台干部”等帽子,一旦干部出了問題下台之后,也就沒有多少好日子過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開始以后,那帽子更是滿天飛,除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地、富、反、坏、右五類份子”這些帽子外,又加上“黑七類(即地、富、反、坏、右、走資派、黑幫)”、“二十一种人(即地、富、反、坏、右、軍、師、團、營、連、党、團、憲、警、特、專、縣、區、鄉、保、走資派)”及“三十個字(這么多的帽子,連我都記不清是些什么內容了。)”等等帽子,即使沒有戴上這些帽子,如果你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海外關系,都會給你一頂不大不小的帽子,諸如“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反動份子”、“特嫌”、“里通外國”、“狗崽子”……等,客气一點對待,就給你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你是新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一旦有了知識,也要划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范圍之內。總之,不戴上這頂帽子就是那頂帽子,簡直是“洪桐縣內無好人”了。花樣更加翻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出現了一個新奇的詞匯:“帽子拿在群眾手里”,意思是說,現在“帽子”在我手里,對你時刻准備著,你跳皮么,就隨時隨地可以戴上,敢不老老實實,歸服歸法?
這里,我講几個有關“帽子”的真實故事,看看“帽子”造成什么后果:
我家住在長沙裕南街,鄰居有位起義將領,叫李佑武,曾經在國民党部隊當過少將警備司令。解放軍南下過程中,他便率部起義了。回到長沙以后。他認為自己曾經當過反動軍官,需要重新學習,便報考了湖南軍政大學。本來党對起義將領是表示歡迎、既往不究的,誰知就在學習過程中將他作為“歷史反革命份子”逮捕判刑了。刑滿釋放后,“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仍然戴著。在街道上,一切他能夠做的事不讓他做,他只得以挑土為生,就靠了挑土得到的微薄收入,勉強糊口。自己也蒼老得不成樣子,簡直像從垃圾堆里拖出來的人一般。他的子女因為他的緣故,政治上長期背著包袱。他有一個女儿解放前就參加了學生運動,解放后在團省委辦的《湖南青年報》工作,非常積极,要求靠攏組織,爭取入党,但她父親戴了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她怎么可能入党呢?即使她再積极也是枉然。她越是要求進步,思想包袱背得越重,而又無法解脫,結果釀成了精神錯亂,見了人就說:“你們為什么說我反對毛主席?”“我不是反革命。”只有當別人笑著對她解釋:“誰說你反對毛主席呢?你是毛主席的最好的學生呀!”“你不但不是反革命,相反是最最革命的同志!”這時她才破涕為笑。她父親三十年的冤屈,在三中全會以后的1980年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因年歲已高,過了兩年便与世長辭了。一個人錯戴了“帽子”,受屈几十年不說,還株連到全家,以致女儿變成瘋癲,至今還沒有治好。
我還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叫王晨牧,解放前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詩人,不但新詩寫得好,舊体詩詞也很不錯,他的詩經常發表在報端。解放初,他在老家衡陽市教書。后來被選為市文聯主席。可是,1955年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胡風”斗爭,各地、各個單位都抓“胡風份子”。他因在抗戰期間曾給桂林某雜志投過詩稿,這家雜志的主編被划為“胡風份子”,便牽連到他。僅憑這一點關系,衡陽市最大的“胡風份子”的帽子便落到他的頭上。當時全市集中火力,日夜對他進行批斗。他有口莫辯,身心受到很大的創傷,以致得了精神病,有一年多神志不清,經過多方治療,方才康复。從此,他再不能擔負繁重的工作。早几年,已默默地死去。
我的另一位同事叫李長恭,山東漢子,說話直率,具有豪爽的性格。他寫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較強的記者。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他響應党的號召,鳴放時對領導提出了一些直爽的批評,他相信党對批評的態度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沒料到這竟是一場“陽謀”,整風是假,“引蛇出洞”是真,在不到半個月以后,鳴放變成了對党、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他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最嚴重的處分。當時還只二十七歲。他有一位女友,當得知他被划為右派后,決不相信他是坏人,表示等他摘了帽子后,一定与他結婚。就在他勞動教養期間,女友還經常寫信勉勵他好好改造,爭取早日摘掉“帽子”。不料這期間正值過“苦日子”,所在勞教單位的食堂工作搞得很糟,他作為勞教人員的代表,向食堂人員提出質詢,表示抗議。哪知食堂人員不但不改正缺點,反說他聚眾鬧事,不服勞教,于是罪加一等,又給他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判處勞動改造,送至勞改單位——長沙坪塘水泥厂監督勞動。他在坪塘仍然充滿信心,在那儿是一位文藝活動的積极份子。一次,他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首舊詩,有人竟說這是一首反動詩,要進行批斗。這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他想不通:為什么寫詩也成了罪過,頓萌自殺之念。一天,他在勞動時趁人不備,站在几十米高、挖石頭的深坑上往下一跳,頓時粉身碎骨,年輕的生命便這樣結束了。他戴著“右派”和“現行反革命”帽子一直到死,死時還只三十出頭。他那心愛的女友哪里曉得他已經憤然自殺身亡,還在等著他,真是“可怜石頭坑里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啊!
我的一位領導,解放初便是《新湖南報》的編委,后來凋到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任宣傳處長,是位老党員,抗戰期間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的南方局做秘密工作,曾任陶行知所辦育才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叫廖意林。五十年代,周小舟同志很賞識她,在中共湖南省委有女才子之稱。可丈夫蘇辛濤在1957年被划為右派份子,受到開除党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到1959年,她被划為“右傾机會主義份子”,由于她的家庭是地主成份(其實她的母親王世則在大革命時期就是共產党員,宁鄉縣委第一任婦女部長),又加戴一頂“階級异己份子”帽子,送往湘陰農村勞動。1962年多數被划為“右傾机會主義份子”的人已經平反,她因為有頂“階級异己份子”的帽子,不能平反。后來調到省新華書店搞圖書儲運工作。到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她丈夫被揪出來,書店里有人又要貼她的大字報揪她,她內心困惑极了,在無可奈何的心境下,便在一個夜晚离家出走,此后一直不知她的下落,連尸体都沒有找著。她是戴著“右傾机會主義分子”和“階級异己分子”兩頂帽子去見馬克思的。
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帽子滿天飛,今天你給我戴上一頂“帽子”,明天他又給你戴上另一“帽子”,斗來斗去,兩敗俱傷,無一幸免。就我所知,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湖南的省委書記周惠勁頭十足,他私下對當時《新湖南報》的總編輯官健平說:“《新湖南報》反右派要大干,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打多少。”在他的指揮下,不到150人的編輯部,打了54個右派。湖南全省打了十多万右派,就是在中央已經煞車以后,湖南還在抓右派。然而哪知兩年以后,在反右傾中,不大不小的“右傾机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便戴在他的頭上,他也嘗到了戴帽的滋味,“靠邊站”了。再以我們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而論,他的職位應該是受到憲法保障的。他在廬山會議上,也曾參与反了彭德怀,給彭戴上了“右傾机會主義份子”的帽子。哪知几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被戴上了“叛徒、內奸、工賊”、“党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三頂帽子,直到把他整死而后已..一個國家主席,憲法都保護不了,還要說普通老百姓嗎?人民的政治生活已經到了這种地步,無法無天已經到了极點,這還不是大問題么?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衡陽一所中學教課,那時由于派性作祟,亂扣帽子,竟出現一出滑稽丑劇:一個自認出身好的教師,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揪這個揪那個,給不同自己一派的人扣各种“帽子”,誰曉得一次他寫標語時把“毛主席万壽無疆”錯成了“万壽無壽”,于是對方就以捉拿“現行反革命”為名將他揪出,昨天還是革命闖將,今天便成了“牛鬼蛇神”。事實上,當時這樣的事情并不是個別的,如果按照毛澤東所說“七八年又要橫掃一次牛鬼蛇神”,那我們國內還有几個好人!
我粗略地、极不完全地統計了一下:在共產党的歷史上有過多少頂“帽子”呢?土地革命時期,出現過“AB團”、“右傾机會主義”、“左傾机會主義”、“立三路線”、“特務”等帽子;在抗日時期,出現過“托派”、“紅旗特務”、“搶救對象”、“兩面政權”、“經驗主義”、“教條主義”、“自由主義”、“王明路線”等帽子;解放戰爭時期,出現過“美蔣特務”、“山頭主義”、“游擊主義”等帽子;到解放以后,出現過“地主”、“富農”、“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胡風份子”、“暗藏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右傾机會主義”、“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四不清干部”、“里通外國”、“特嫌”、“假党員”、“黑手”、“陰謀家”、“野心家”、“四條漢子”、“三反份子”、“黑幫”、“二十一种人”、“牛鬼蛇神”、“思想反動份子”、“階級异己分子”、“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狗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臭老九”、“蘇修特務”直到“四人邦”………等等帽子。在這么多“帽子”下面,當然有些是戴對了的,但是又有多少人因為錯戴了“帽子”,弄得含冤至死,家毀人亡啊!幸虧三中全會以后,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什,胡耀邦同志力排眾議,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平反冤假錯案,才遏制了帽子滿天飛的极不正常現象。
為什么我們的社會會出現這么多的“帽子”呢?主要是在极左路線統治下,缺乏民主与法治造成的。在解放前,有一种思想,認為“無法無天是為民”,這在對敵斗爭中,還可以說有一點合理成分。但在共產党執政以后,就再不能無法無天了。我們制訂了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就只能以此為准繩來團結群眾,打擊敵人;要允許別人說話,決不能對持不同意見的人戴上各种各樣的“帽子”。以前,毛澤東有一個著名的策略:團結多數,打擊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這在對敵斗爭中是對的,可是解放后發展成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打擊百分之五就十分危險了。想想看,全國人口十三億,百分之一就是一千三百万,百分之五就是六千五百万,豈不打擊面惊人嗎?何況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今天團結這個百分之九十五,打擊那個百分之五;明天又團結那個百分之九十五,打擊這個百分之五,這樣斗過來斗過去,怎么會不人為地制造許多“帽子”,又能有多少人幸免于難呀!當年林彪、江青等人給這個那個戴上种种“帽子”,哪知“野心家”、“四人邦”的帽子正好戴在他們頭上,這難道不是“誰种下仇恨的种子誰自己遭殃”嗎?在這种情況下,人人自危,怨聲載道,冤獄重重,無處申訴,許多正直有為之士的積极性得不到發揮,報國無門,該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多大的損失!
今天我們來反思歷史,提出帽子問題,其用心就在于呼吁全社會要樹立依法治國、法律至上的觀念,再不能靠運動治國了。司法必須獨立,有法必依,輿論要起監督作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是誰直至最高領導,如果違反了憲法和法律,都得依法治罪,同時允許本人申辯,這樣才不致亂戴“帽子”,也不會出現用“帽子”來壓制不同意見的人和事。何日能夠真正實現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局面”呢?我們只能翹首以待了。
作者簡介:劉皓宇,長沙岳麓書社离休干部,郵編: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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