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列宁的梅毒和克林頓的婚外情
《圍城》里的方鴻漸給人家中學生演講，說明朝的對外開放有兩個結果，一曰鴉片，一曰梅毒。
費正清那老頭還堅持說帝國主義不存在。梅毒就是呈堂的証供。許多后進國家的近代化自強運動，首先從洋鬼子那里拿來的便是這見不得人的東東。
俄羅斯的梅毒源于何時，不得而知。但在共產主義梁山泊坐第三把交椅的偉大領袖列宁，就是流亡國外時染上這毛病的。當年，列宁領著德國政府發放的津貼，在海外從事民運活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他老人家拖著傷未痊愈的老二，匆忙回國。這情形頗有些狀似孫文，我們的這位國父一輩子都在為革命拉贊助（不止一次收受過日本政府及軍方的票子，与其他歐洲列強也辦有不少秘密外交，比袁大頭差不了多少）。武昌起義炮聲隆隆，孫先生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一家盧姓唐人餐館打工。也是忽然一天，有同事叫道：老孫，不用洗盤子了，回去當總統罷！
放在國民党訓政時期，孫文可是碰不得的。我這么一調侃，只怕要被殺頭。至于列宁那就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當心梅毒！）。直到80年代，這些秘史才被抖了出來，在斯拉夫人的廚房里傳來傳去。在一個政教合一、既要統治肉体又想統治靈魂的极權体制下，領袖的意思不只是我們的衣領和袖口而已，而更是上帝的牧羊人、精神界的大祭司、道德的化身和一個人間烏托邦的法人代表。他不是教育大家要忠貞不二，不能搞”杯水主義”的愛情嗎？他怎么可能患上梅毒呢，他基本上是連感冒也不應該害的。不然怎么說是唯一正确、絕對正确，是我們光榮、偉大的指路明燈，是塵世的基督和共產主義的新摩西呢。
所以列宁的病一直是党內的最高机密。雖然我們不知道是否多少因為保密和忌諱就醫的緣故，使他老人家早年落下的帝國主義的烙記，沒能得到根本的清除。反正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宁同志，最終是死于晚期梅毒引發的痴呆症。
不由得想起小時候。有一次我們一堆十來歲的孩子閑聊，一個平日里精靈古怪的小子忽然間手足無措、兩眼發光，對我們大叫：
”毛主席拉不拉屎？”
那時應該是里根才當上美國總統。不知我們的同齡人會不會有這种問題：”羅斯福也會和我們的父母一樣在晚上光屁股嗎？”
听上去挺有意思。
至于克林頓的婚外情談的就多了。反正人家政教分离，政府不過是一個世俗意義上的管家婆。克林頓犯下一個”世界上大多數男人都會犯的錯誤”（語出成龍），有什么稀奇。國家元首与革命領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你的管家或者保姆偷了情，對你家里的權力結构和意識形態沒有一丁點衝擊（除非与你偷情）。因為他不代表我們內心的任何信仰，思想在民間自行其事，”愷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有一個美國的判例，從第一遍讀到就讓我感動不已。在1935年賓夕法尼亞州北部一個偏遠的山區小鎮，孩子們每天上課前，像我們這里一樣要舉行向國旗致敬的儀式。但有一天，讀7年級的莉蓮和讀5年級的威廉，決定拒絕參加這一儀式。因為他們改信了”耶和華見証人”教派，這個教派反對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教派的活動家號召大家：”不要向希特勒致敬，也不要向任何人致敬。”
莉蓮和威廉的父親去學校，解釋了他的儿女拒絕參加向國旗致敬儀式的理由。他說：”我們沒有對國旗不敬，是《圣經》叫我們這么做的，我們不能違背《圣經》。”這位父親對那些視他們為共產主義者和者的官員說：各國的國旗只是世俗政府的象征，是屬于撒旦而不是屬于上帝的。
兩個孩子被開除了，他們的母親在家中教他們讀書。并在民權組織的幫助下開始了長達8年的訴訟。194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國家的團結和安全”比信仰及表達自由更重要，”我們是靠象征來生活的”。法院認為，莉蓮和威廉無權拒絕參加升旗儀式。這個判決讓我們比較親切，就像肯尼迪說”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么，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么”，我們听起來會以為是列宁來了。
但三年過后，由杰克遜法官撰寫的，美國最高法院對另一起几乎一模一樣的案件作出的裁決，終于推翻了前一個判例。法院重新認為，”強迫性的輿論一統只有在墓地墳場才能取得成功”。杰克遜法官舉极權主義的例子說明，言論与信仰自由，包括政府在思想上的价值中立是現代民主制度的根基。他在裁決書的結尾部分寫下：”如果在我們憲法的星座中有任何不變的恒星，那就是任何官員，不管他身居高位還是卑微低下，都沒有資格決定在政治、民族主義、宗教或其他觀念上什么才是正統，也無權強迫公民用語言或行動來承認上述方面的信仰。”
為了強調這一次判決的象征意義，美國最高法院特地在1943年6月14日–美國的國旗日這一天，宣布要求學生向國旗致敬的法律因違背憲法而無效。
話扯遠了。但在這樣的憲政背景下，我們才好理解克林頓的性丑聞与列宁的梅毒事件有何不同。我們原本是可以諒解列宁的，就像諒解克林頓或者成龍一樣，拍拍他們的肩膀，說一句：”吃點匯仁腎寶，你好他也好哇！”
但是列宁的肩膀卻是我們不敢去拍的，他自己弄到最后也是受害者。莫斯科又沒有狗仔隊，把一個大好題材浪費了。而克林頓一場官司就花了几百万美元，獨立檢察官那邊也破費不少。媒体最高興，像是進入了狂歡節。事件的女主角萊溫斯基更是賺了個滿缽滿盆，肥得流油。一句話，光憑總統的一夜情，硬是讓美國的GDP增長了不少。政府的歲入也分了點花紅，老百姓又多了些茶余飯后的閑聊，算得上皆大歡喜（希拉里并不虧，憑同情就撈到許多政治籌碼，比快卸任的丈夫還搶手）。
維持一個道貌岸然的烏托邦有哪點好呢？把列宁的病情大膽說出來嘛，看看我們的中藥管不管用，不要請個外國醫生還偷偷摸摸的。更何況，”梅毒”比克林頓那檔事有搞頭多了，早些解放思想，讓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在那通貨緊縮、排隊買糧的年代，一不小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也說不得呢。
記得99年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來，談及美國的新經濟，對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評价很高。記者便問：那克林頓政府對90年代新經濟的貢獻如何？人家這樣回答：看在克林頓沒有做過什么事的份上（治大國如烹小鮮–筆者），給他打個8分吧。
你看，克林頓這8年沒有集中力量辦什么大事，也沒有搞個什么理論、思想出來，還耍了盤流氓，人家諾獎得主給他打8分！我們的領袖整日里板著臉，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又要大開發、又要講正气，多辛苦啊，好多人不理解，還摔了筷子罵娘呢。
－－轉自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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