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8日電】居鵬慘死，毛宁遭遇同性戀，韋唯橫店點錢，《一聲嘆息》被盜……娛樂圈一連串的“新聞”似乎各無關聯。然而，新聞周刊的深入調查發現，所有這些事件都可以用一個關鍵詞串聯起來：黑勢力。

圖：毛宁事件引發人們對娛樂黑幕的關注　

晚上7時20分，居鵬在公司給樂評人江熙打了一個電話，兩人約好吃完晚飯后見面，然后，他和兩個員工一起出門下樓。但江熙一直沒有等到他的消息，直到几天之后，他看到報紙，發現這位朋友在那個電話打完后10分鐘，在樓下馬路邊被歹徒襲擊，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

案件發生于2000年10月19日晚上，作為孫悅的經紀人，北京嘉鵬影視制作中心總經理居鵬的遇害成為被廣泛報道的新聞。此案至今未破。

●居鵬之死

居鵬內裝現金和証件的手包被搶，看來像是一樁典型街頭搶劫案。但情況有不少蹊蹺之處，首先是居鵬不過是比兩位員工先走几步去拿車，短短時間即命遭不測。更為奇怪的是，目擊人說，居鵬當時并未有呼救、叫喊等一般人的反應，而從下手的部位之要害和下手之重來看，歹徒的意圖是直取性命。居鵬身上主要被砍兩刀，一刀直接砍向頸部，但可能因為居鵬的躲閃，這道傷口并不深。一刀深砍在腰部，但真正要命的是鈍器在后腦的一擊，這一擊之重，几乎將居鵬的顱骨完全打碎。

在兩位員工近在咫尺的情況下，居鵬為什么沒有呼救？這是此案最大的疑點之一。他被搶的手包內裝有一万多元現金，這個數目對他來說應該不是什么“大錢”，所以有圈內人士猜測，當時面對三個強悍的歹徒，居鵬不可能為這些錢去吃眼前虧，可能他當時交出手包，以為可就此脫身，沒有喊叫是避免激怒歹徒，但是沒有想到來者不僅要財，而且要命。另一种可能，就是居鵬有可能知道這三個歹徒的背景甚至認識他們，沒有預料到突發的情況。

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如果成立的話，都隱含著一個信息，就是居鵬之死是蓄謀而非偶然。娛樂圈也流傳，“居鵬是因為做事‘不規矩’，得罪了道上的人。”

當然，這一切不過是猜測和謠傳。

居鵬的遺孀王茜也對這是一樁普通搶劫案的說法表示怀疑。她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訪，對此案和此案的善后事宜發表看法之后，她接到了几個聲音陰暗的恐嚇電話，問她“透露這么多東西不怕自己也會遭不測嗎？”查過去，總是某個城市的公用電話。

崔健說：“以前在電影上發生的事，現在開始在我們身邊出現了。”

●暴力登場

居鵬被害不久，毛宁被刺。從兩位《北京青年報》記者去醫院正常采訪意外被打，到案情從原來的被“劫財歹徒”刺傷變成被“從事色情活動者”刺傷，到后來又出現了真假莫辨的毛宁男友“小玉”自殺事件，此事的發展比電影故事還有戲劇性。一直到今天，毛宁被刺的內情還沒有公之于眾。

雖然有關此事的討論最后引向了對有同性戀取向的公眾人物是否應該寬容的問題，但善于歸納的人們很快把它和居鵬事件，以及今年來娛樂界的暴力事件結合在一起，不約而同地把它們總結為一种現象，宣告“娛樂圈的暴力時代已經到來了”。

今年确實是娛樂圈的多事之秋：

4月16日，演員劉棟剛參加完電視劇《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的開机儀式，接著就被3個不明身份者在家中暴打一頓。當時他和几個演員有角色之爭。

5月17日“中國力量”成員許楓在人行天橋上遇到七八名不明身份者圍攻，臀部被連刺兩刀，但隨身財物沒有被劫，“教訓”的意圖很明顯。

6月27日，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中《角落里的人》的出演者史國強，在起訴該片的總策划和總導演、日籍華人張麗玲造假之后，于北京湖廣會館出席記者見面會時，突然被闖入的8-12名神秘男子毆打流血并強行拖走。打人者后被証實是張麗玲的弟弟。但是，史國強在此之前另外被揍的一頓可能永遠找不出元凶。那時史剛剛動了起訴張麗玲的念頭，從日本回國的當天晚上，就在自己樓下挨了板磚。

這些事情因為涉及到了知名的人士而為公眾所知，但据圈內人士說，這樣的事情是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娛樂圈里以暴力手段解決矛盾和糾紛已經越來越多，而“滅了你”、“做了你”這樣的“黑話”經常在衝突的雙方傳遞。英事達唱片公司藝術總監徐天對此感慨，“在這個圈子里對一些意外已經見慣不怪了”。

頻頻爆發的暴力事件后面是什么？僅僅是些性質簡單的偶發事件，還是黑社會滲入娛樂圈的表現？.

●無形之手 娛樂圈的黑勢力在何處？

不少演藝界人士認為，要論成熟、論有組織，盜版行業是最大的黑社會。而大的盜版商，大多和圈內人士有所勾結，甚至本身就是圈內人士。馮小剛的《一聲嘆息》被盜版是個明顯的例子，在嚴格的防范措施下，片源居然還是流傳了出去，“家賊難防”，能夠染指盜版的其實就是公司內部的人。而今天的盜版商顯然不是早前的手工作坊時代，而進入生產技術先進、運輸手段發達、發貨渠道通暢、海內外聯手運作的地下大工業時代。

一位洗手不干的盜版頭子就曾經對本刊記者宣稱，他編織的网絡天衣無縫，不管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找不到他頭上。

這位盜版商的公開身份是一家私營演藝公司的老板，衣冠楚楚、談吐風雅，只不過偶爾口頭夾帶的一些“黑話”讓人云里霧里。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大多數盜版商其實已經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登堂入室，成立了正規的公司，或者用以掩護盜版行為，或者干脆拿黑錢投資正當行業，實現了“經濟轉型”。為了自我保護，他們加強了向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滲透，他們可能不僅是成功的公司老板、私營企業家，而且可能被樹為當地經濟發展的典型人物，甚至有可能已經有了“代表”和“委員”的頭銜。在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今天，他們和當地的党政關系大多已經密不可分。

飛圖唱片公司藝術總監孫偉在自己的唱片遍地盜版時，還曾經“天真”地認真追查，后來順藤摸瓜，果然還找到了盜版的發源地，但迅速接到對方“老大”遞話，“來吧，我們等著。”孫掂量一下，就此放棄。

“盜版對于國內唱片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孫偉說，“面對盜版，唱片公司普遍面臨一個矛盾：唱片沒有出來，苦惱的是做得好不好；唱片出來了，做得越好，被盜版的机會越大，煩惱就越多。出來了普淶唱片公司總經理陳戈說，盜版使娛樂生產机制在市場這一鏈條被切斷，無法形成良性的循環，直接帶來了這個行業的蕭條。

●黑色陷阱

很多歌手遭遇黑惡勢力的經歷是在赴外地的演出活動中。談好价錢，訂好合同，在演出開始前，一切都很正常，等到演出完了，卻發現對方的一幫人馬轉眼間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要自己打出租車回酒店，酒店的房費和回程机票也要自己付。追查到那個公司，可能是見不到人，見到了可能也是賬上一分錢沒有。演員只能自認倒霉。

即使有時候歌手在演出中發現有异，往往對自己更為不利，如果不上台演唱，不僅不明就里的觀眾會憤怒，這些勢力還會利用媒体去報道、批評，搞臭你的名聲。所以，碰到這种情況，歌手明知自己被騙，也大多忍气吞聲上台演唱。所以，像韋唯著名的橫店“點錢”事件、滿文軍的長沙拒演事件，在觀眾眼里可能是不負責任、藝德差的表現，而在圈內人士看來，不少是歌手在不規范的市場中保護自己權益的無奈之舉。

多次遭遇此類事件之后，圈內已經形成慣例，邀請北京知名歌手去外地演出，要提前支付全部的費用，否則沒有人會動身。即便如此，對于某些黑惡勢力猖獗的省份，在多次栽進“黑色陷阱”之后，歌手們已經有如惊弓之鳥，不會輕易前去演出。

据圈內人士告之，一些專吃這行的黑惡勢力也從原來的“逃之夭夭”策略變成了“有恃無恐”，不久前，某位影星在東北的演出一不小心又“著”了道，此次演出結束，他去要錢，沒想到卻被人拿出手槍頂在頭上，只能吃了啞巴虧。黑勢力的陰云已經在很多人心上飄蕩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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