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遭踐踏 — 古典名著普及本泛濫現象透視
【大紀元2月4日訊】 北京春秋兩季的書市上，總有形形色色的古典名著普及本，有的裝入一個花哨的大盒子，有的還系上紅綢帶，冠以諸如“四大古典名著”、“傳世巨著”等等名頭，原价高標為几百甚至上千，現价卻只要原价的1∕10。京城的五元書店里，這類書也起碼占了1∕3，集中起來足可“汗牛充棟”。仔細看一下，品种齊全。翻開來看，像《紅樓夢》這樣的書，
文字錯訛倒也不多，但古籍并不是字不錯就算善本的。据統計，《紅樓夢》的版本已達100余种，其中不乏打著“普及”旗號的品种，是什么使古典名著變成了“香餑餑”，又賣得如此低价？
省心賺錢的盜版者
一直到80年代中期，出版社的分工還是比較明确的，各出版社根据自己的特色培養了大批專業的編輯，并与這一領域的專家合作，形成非常雄厚的專業出版力量，像中華書局的專業古籍，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都是出版業內成功的范例。
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各种因素尤其是利益驅動，部分專業書籍銷路不好，花几年時間去出一本好書經濟效益又太差，于是很多出版社紛紛擴大出版范圍，在專業人才短缺甚至根本不具備出某類書能力的情況下，許多已經整理過的古典名著無疑成了唾手可得的出版資源。
目前，圖書市場上的多數所謂普及本大致這樣出籠：出版社找以前好的普及本，為免去“盜版”惡名，進行一些小小的改動，抽去前言、點校者，給長句子加個逗號，把逗號改成句號，即付出版。為降低印刷成本，紙張的質量一般較差。若是書商的書則往往逃稅，自然成本更低。
出版這些書既省心又賺錢，所以那么多出版社乃至書商爭相來“軋一腳”，某些地區出于地方保護主義，對這种行為也大多給予了寬容。中華書局的顧青編輯指出，整理古籍的版權應歸整理者所有，出版他人擁有版權的校勘古籍屬于嚴重的侵權。
備受侵害的正規出版者
如用“几家歡樂几家愁”來形容古典普及本的出版者，樂的是盜版者，愁的是正規出版者。如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全唐詩》、《全宋詞》、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名著普及本都已成了“俎上魚肉”。以人文社為例，他們整理普及本通常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他們至今仍堅持著嚴格的“三審制”。《白居易詩選》共20万字，組織了全國各地的專家對入選篇目進行慎重論証，意見交上來后，又反复討論，成書花了几年時間。兩种《紅樓夢》的普及本，一种由俞平伯標點、啟功作注，一种是紅研所的本子，由馮其庸主持整理，俞、馮二位先生均為紅學研究的專家，這兩种本子傾注了學者們多年的研究心血，其价值不言自明。人文社的馮偉民編輯感嘆，現在很多普及本都沒有前言，一篇好的前言能向讀者提供大量信息，如底本、參校本、作者生平、作品成就，等于一篇小型的學術論文，是普及本重要的組成部分。
出于出版人應有的責任感和良心，正規出版社仍堅持著一貫的嚴謹態度。目前人文社有針對各層次的普及本系列，如“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叢書、“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等。中華書局也有類似計划，“中華活頁文選”1998年的复刊就是重要舉措。其他像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遼宁教育出版社這几年來也做出不少成績。
一點思考
讀者紛紛購買盜版普及本，大致有這么几個原因：首先是盜版普及本价錢确實便宜；其二，讀者購買時缺乏專業眼光；其三是讀書的功利目的太強。曾經有理工科的學生表示：看《史記》和《資治通鑒》就是為了學習其中謀略。
同是商品，大家對書的寬容度遠遠超過對冰箱對空調的質量要求。如果我們在物質享受上要求精良，那為什么獨獨對精神享受不求精良？
撇開這些個人和單位的得失不談，盜版普及本泛濫的最大弊端在于：導致整個文化圈失去了原先“敬惜字紙”的恭敬態度，這种“敬惜”本是對前人、對傳統、對文化、對學術的尊重，而現在的讀書和出書目的大多直奔“功利”二字。
在信息和物質都來得太容易的時代，這种變化無可逃避，對許多人來說也無關痛痒，但也許我們就這樣集体喪失了沉靜和敬畏的心情，那后人又從我們手里接過什么樣的傳統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出書豈能只為稻粱謀？
轉自《鄭州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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