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8日訊】在北海道穴居13年的“野人”劉連仁控告日本政府戰爭罪行并索賠一案歷經5年開庭23回，終于在2月1日進行了終結審理。由于原告劉連仁已于去年9月2日去世，其子劉煥新繼承父親遺志，來到東京地裁的法庭，代表原告做最后的法庭陳述。記者在法庭終審之后，采訪了劉煥新先生，听他回憶起那些苦難的經歷，轉述他父親這樣的戰爭受害者以及全人民的愿望。

身材高大的劉煥新生于1944年。他回憶道：1944年父親劉連仁無辜被抓去日本當勞工，當時，我還在母親的肚子里，40天后，我便來到這個不公平的世界。從我記事開始，就經常看到母親以淚洗面的情景，有時不言不語望著我，好像今后的希望就寄托在這個天真無邪的孩子身上。當時我還撒嬌地問：我爹哪去了，怎么不來抱我？這時，母親便揪心地嚎啕大哭一場。以后，我慢慢懂事了，我不敢再問及此事。但看到小朋友在父母的呵護下快樂地生活，沒有父親的我感到非常孤獨。為減輕母親的痛苦，我在學校和家中盡量多做些讓母親高興的事。

劉煥新在14歲的時候，才第一次見到了日思夜想的父親劉連仁。1958年春天，在有關部門的安排下，劉煥新和母親到天津去接回國的父親。那天，他們到塘沽碼頭，老遠看到一艘“白山丸”客船，在長鳴的汽笛聲中，甲板上站著一個人高喊著：“祖國啊！我回來了！”。年幼的劉煥新跟母親衝出人山人海的歡迎隊伍，膽怯地叫了一聲“爹！”父親听后一愣，繼而緊緊地抱住母子倆，放聲大哭，劉煥新當時也又惊又喜，唯一的感覺是以后在同學面前可以理直气壯地說，我有父親了。

由于長年過著非人的生活，飽受惊嚇，劉連仁的身心都留下了后遺症。劉煥新提到，回到家鄉后，雖是高興事，但父親口語不清，很少言談，日不出屋，夜不入睡。一閉上眼睛就惊恐万狀，惡夢囈語，冷汗滿身。同時，由于祖父母因父親被抓而過早去世，家破人亡，在心靈的創傷上又增添了一層陰影。劉煥新更談及，劉連仁從1958年回國后，每年回國紀念日這一天，他會在全家聚會中重敘自己的悲慘遭遇。隨著年齡增高，討回公道的欲望也越來越強烈。父親對自己不幸的一生講得越多，也更加重了劉煥新對父親的敬重，更堅定了他繼承父親遺志，討還歷史公道的決心。

1996年劉連仁正式在東京地裁提出戰后賠償訴訟前后，劉煥新曾先后三次陪父親來日本到法庭陳述，這次是他第四次來日。他說，去年9月2日父親去世，死前，劉連仁在8月31日曾有气無力地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看到胜訴的這一天，我死不瞑目呀！”父親的話字字血，聲聲淚，深深刺痛著劉煥新的心，父親的傷痕更在劉煥新的心中難以愈平。9月1日，劉連仁對全家說：“我把理想和信念留給你們，子子孫孫要討回公道。”他還拉著劉煥新的手說：“你的擔子很重呀，保重身体，把官司打到底。”老人的遺言是一代人、也是一個民族發自肺腑的真切愿望，劉煥新感到自己的責任十分重大。

劉煥新當天在司法會見時說：“我從遠方來到日本，欲討還歷史公道。我的看法也是我父親的看法。對劉連仁事件和他本人的受害過程，社會、法庭和裁判長內心都很清楚，即使是被告方內心也很清楚。在北海道，劉連仁的故事更是人人皆知家喻戶曉。中國過去有個白毛女，在山洞居住3年頭發雪白。劉連仁在北海道的深山里穴居13年，是极其不容易的。當年的報紙、書刊以及電視等都對此做過報道，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都有知名度，劉連仁在1960年還出任過世界和平理事。這個故事不是虛构的，希望法庭能夠正視事實。老人來日時曾在法庭上說過：“我給你1000万，是否有人愿意去山里洞穴中住一天？”劉煥新認為，是堅強的毅力和執著的求生欲望支撐著劉連仁在深山野林里生活了13年，這是一筆抹不去的歷史記錄。

劉煥新在法庭陳述中最后表示：劉連仁勞工案事實非常清楚，理由非常充分，在北海道無人不知，在日本各地及世界各國了解此事件的人也很多，并十分關注日本政府的態度及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

花崗事件經過調解，加害企業鹿島建設公司支付5億日元設立基金，但是否認了自己的法律責任，拒絕向受害者及家屬謝罪，因此引起了戰爭受害者和中國民眾的极大憤慨，在中國國內和國外引起強烈不滿。

父親決心提出訴訟的首要目的是，希望更多的日本國民知道自己和其他勞工被綁架、被強制勞動的悲慘遭遇的歷史事實，要求在此基礎上對日本政府應負的法律責任進行明确的裁決。我和父親堅信為使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明确日本政府的法律責任是非常必要的。希望法庭嚴正要求日本政府對父親劉連仁及全体受害者進行真誠謝罪。

希望在此基礎上，明确日本政府對所有受害者進行誠實的賠償義務，對亡父進行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