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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集

陳奎德:政治波瀾:中國的八十年代

《共產主義的興衰》57.

前面談到,鄧小平以及胡耀邦、趙紫陽啟動了八十年代經濟体制改革,由于突破了共產意識形態的牢籠,其政治后果是難以避免的。

其實,鄧小平作為文革的受害者,他對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非毫無認知。事實上,在一九八零年他曾強調過中國走民主法制道路的必要性。

但是,波蘭團結工會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中南海,共產党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導致北京在政治上向后退縮。

鄧的兩難在于,他必須用背离共產主義的市場經濟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開聲稱拋棄共產主義又必定摧毀共產党。因此,非毛化和非共產化只能做,不能說;而且只能在經濟領域做。

有鑒于此,整個八十年代,鄧的方針是所謂“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四個堅持」,即“經濟放開,政治收緊”。這導致中共“逢雙反左,逢單反右”,左右搖擺,出爾反爾。路向矛盾的方針正如兩匹南轅北轍的奔馬,在撕裂中國的政治結构。

除方針的矛盾外,造成政局左右劇烈振蕩另一原因,是八十年代中共高層權力結构的隱患。即:“名實不符,權責不一”。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者是胡,實際上最高權力者為鄧,而政治責任卻歸胡、趙擔當。這种結构性困難一旦遇到危机時刻,就會產生結构崩塌的效應。

但是,由經濟改革而釋放出的政治能量卻是當局無法完全駕馭的,它對中共統治的正當性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同時也導致官方与民間一張一弛的周期性互動。我們只要瀏覽一下八十年代的政治韻律即可清楚看到這一點。

1978年,鄧小平在党內輿論以及民主牆時期的党外民主思潮的气氛中上台。

1979年,鄧的權力鞏固后,立即逮捕异議人士。

1983年,鄧小平指責中國的理論界文藝界“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著精神污染現象。”他把知識界中流行的人道主義和异化論等作為“精神污染”,從而開展了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不過這一運動在胡耀邦干預下,只持續了28天就夭折了。

1984年,“清污”結束后,中國出現了一段政治上相對活躍的時期,在中國作家協會代表會議上胡啟立提出“創作自由”。

1986年,重新發表鄧在八零年有關政治改革的講話,頑固派鄧力群失去中宣部長職位,新任中宣部長朱厚澤提出“寬松、寬容、寬厚”的三寬政策。年底,從安徽合肥、上海到北京,爆發了學生運動。

1987年,中共党內的左翼頑固派借處理學運之机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點名批判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三位知識分子,組織處理了蘇紹智、王若水,并把矛頭指向了党內開明派領袖胡耀邦,攻擊改革“新政”,鄧亦隱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順水推舟,放開閘門,胡(為鄧路線的后果)承擔責任黯然下台。

1988年,趙紫陽通過中共十三大扭轉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向后,中國出現1949年以來最為活躍自由的社會气氛。

1989年,胡耀邦去世,學運爆發,中共“六四”屠城,政治高壓緊隨其后(見59講)。

由此可見,跌宕起伏的波瀾,是中國政治在八十年代的基本景觀。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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