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者的紅与黑
紅：無怨無悔
以職業命名的節日在有三個，那就是教師節、護士節和前不久剛過去的記者節。過節應當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但就在記者節前后的一段時間里，記者在正常采訪過程中遭受阻撓乃至圍攻毆打的事件屢屢發生，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層的社會背景。
我國有55万新聞工作者，報紙2038种，廣播電台298座，電視台368座，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均在90％以上。然而，就在社會發展、觀念更新、文明程度提高的表象之下，新聞工作者卻徘徊在兩難境地：一方面是公眾無可爭議的知情權，另一方面卻是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阻力，尤其是在揭露社會陰暗面時，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會以多种形式出現：侮辱、毆打、恐嚇、人身攻擊，一些部門甚至以“政府行為”來剝奪記者報道事實的權利。
只有責任沒有權利的中國記者手無寸鐵。請看2000年全國范圍內頻頻發生的襲擊記者事件：
9月16日，福建省宁德電視台記者在現場采訪公判大會時，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鄧強不但阻攔拍攝，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對記者大打出手，扣押攝像机。
9月28日，中國質量万里行采訪團与西安質量監督部門對當地的“野玫瑰”電腦城進行執法檢查時，電腦城總經理錢小焰率人暴力抗法，撕毀執法証件、追打新聞記者，中央電視台价值57万元的攝像机被損坏，兩名記者、一名執法人員被打傷。
10月16日，《山西工人報》兩名記者在該報資料室被山西醫用電子儀器厂党委書記張秀英帶領的20多人圍攻，原因是該報刊發了一篇關于該厂兼并糾紛的報道。
10月16日，《南方都市報》兩名記者在廣州市白云區采訪時被護村隊員用鐵棒和木棒擊中頭部，當場昏迷，手机、采訪本被搶走，現場群眾無人報警。當時記者正在對一宗家族暴力事件進行暗訪，打人凶手這樣說：“記者又怎么樣，敢來隨便亂問，打死你們！”
11月7日，中國第一個記者節前一天，廣州市郊一台資鞋厂發生特大火災，1000多平方米的3個倉庫被燒毀，《羊城晚報》4名記者在現場采訪時被一群人恐嚇、推搡、追打。
11月9日，記者節剛過，《南宁晚報》一記者在途中發現車禍，當即報警并拍照，受到酒后駕駛的當事人無理阻撓和推打。
11月20日，山東省濟南市南郊熱源厂的一處施工工地突發塌方事故，5名民工被埋，最終4死1傷。《生活日報》和《齊魯晚報》的記者在采訪拍照時被工厂保安辱罵圍毆，一名記者被打成腦震蕩，攝影器材被破坏。
11月22日，歌手毛宁被刺傷，《北京青年報》兩記者在赶到朝陽醫院采訪時卻遭到毛宁身邊人的阻撓毆打，相机被搶，膠卷被曝光。此事引起了全國媒体的關注。
12月4日，陝西省《華商報》6名記者在山西河津采訪天龍煤礦爆炸事故，被礦方的打手用磚頭和棍棒襲擊，記者組被打散，兩名被打傷的記者失蹤。
盡管受到种种的不公平對待，中國的記者們還是一如既往地出現在第一現場，以第一時間向公眾報告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用他們的新聞良知，對社會的美麗和丑陋給以同等的關怀。
黑：難以言說
有這樣一個笑話，改革開放之初，北京某報收到一則征婚啟事。這份稿件把編輯們難坏了，散文不像散文，新聞不像新聞，怎么辦呢？最后編輯決定刊出，但還要給征婚者寄稿費。
可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記者們連起碼的商業意識都沒有，哪談得上搞什么“有償新聞”呢。
1983年，富有中國特色的有償新聞首次亮相。某報開辟了一塊信息專版，刊登商品求購之類消息，誰想登誰交錢。第一個月，報社記者每人多發了十塊錢的獎金。從此以后，有償新聞紅紅火火闖九州。有的報紙長篇大段地刊登企業介紹———當然是收錢的，不過比廣告費要少得多。有的大報甚至向駐外記者分配任務，一年要賺多少多少。
到了90年代，新聞發布會已經成為“紅包發放會”的代名詞。有的“飯票記者”每天在不同的新聞發布會之間奔跑，收了紅包就撤，回去把企業發放的新聞通稿東抄一句西抄一句就算完成了采訪。
甚至有記者直接找到企業，赤裸裸地說：我給你1000字的版面，你給我1000元。企業既作了報道又省下了廣告費，記者就此肥了腰包，一個巴掌拍不響，兩個巴掌啪啪啪，皆大歡喜。
民間也自然流傳開了版本不同的“几等歌”：“一等記者賣情報，二等記者炒股票，三等記者奔商潮，四等記者拉廣告，五等記者會上泡，六等記者編文炒，七等記者搞投靠……末等記者寫報道。”這真是記者的悲哀。
一些記者打著采訪的名義，猛咬企業這塊“唐僧肉”，不但白吃白喝白拿，甚至還明目張膽拿出价格表，根据發稿的快慢和篇幅長短，收費由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
在《先鋒戲劇檔案》一書中，作者收入了一份宣傳活動材料，其中列出了一筆筆在各媒体發搞的費用。
如果說收紅包的記者、賣新聞的記者只是“飯票記者”、“乞丐記者”，還有一种記者就更可惡了，霸气衝天，跟黑社會無异。這樣的“豺狼記者”收了甲企業的錢，就連夜炮制稿件打擊競爭對手乙企業，當然乙企業肯出錢，也可以擺平這件事。個別記者甚至成了黑道幫凶。
在一些記者心中，新聞就是錢，版面就是自留地，“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登新聞，留下買路錢！”有了錢，就可以出賣真實、出賣公平、出賣公正。唐山市某公司經理曾用17万元先后請了20多家新聞單位的記者為他編排不真實的電視專題，編寫10万余字的吹捧文章。在他因經濟犯罪被捕的當晚，還赶緊用錢請了北京一資深記者出山，然后拿著這胡吹海捧的文章向辦案部門施加壓力。
在一項調查中，1∕3的記者承認自己收受過企業的紅包。有人把這种“有會互告之，有錢大家賺”的不良習气歸咎為新聞競爭不發達的結果，長期以來的“公費訂報、公費辦報”使記者們沒有生存競爭的壓力，自然一個個忙著收紅包，賺紅包。一個低效率的体制必然造就低水准低素質的記者。隨著中國加入WTO步伐的加快，隨之而來的報業開放，記者必然成為新聞媒介生存的原動力。只有能提供优質報道的報紙才能贏得高發行率，也只有這樣才能剔除不适應新聞工作的黑心、黑筆！
摘自《文化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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