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發表一篇題為”赴美任教第一人——戈鯤化”的文章,內容如下:

記者（以下簡稱記）：1879年，戈鯤化受聘到美國哈佛大學任教，這可能是中國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的大學派出教師，去教授中國文化，也是一件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乃至整個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但是，一百多年來，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卻一直不為世人所知。那么，您是怎樣發掘出他的事跡的？

　　張宏生（以下簡稱張）：1996年，我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任高級訪問學者，剛一安頓下來，就去參觀舉世聞名的哈佛燕京圖書館。盡管此前就已知道這個圖書館与中國淵源很深，但面對大門、触手可及的牆壁上懸挂著的一幅大照片，仍使我感到震撼。這是一個清代官員打扮的中年人，頂戴花翎，身著宮服，足登皂靴，清　的臉上生著一雙睿智的眼睛。從照片上的文字介紹中得知這個人叫戈鯤化，1879年從宁波（文字介紹有點含糊，實際上他是安徽休宁人，長期流寓宁波）應聘來哈佛任中文教席，1882年因病卒于劍橋，燕京圖書館就是以他帶到美國的一小批書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這真令人肅然起敬。以前只知道容閎是第一個赴美的留學生，想不到中國在這么早也會派人到美國來教授中國文化。這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后來通過研究，得知他曾考中過秀才。二十一、二歲時，到湘軍平定太平大國的重要將領黃開榜軍中做幕僚，經歷過一些戰事。后來先后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和英國駐宁波領事館任職，直至赴美。

　　記：哈佛大學怎么想起來要從中國聘請教師的？

　　張：這要提到一個叫作鼐德（FrancisP．Knight）的人。美國的漢學研究比歐洲的一些國家起步晚，但在這一過程中，哈佛大學卻以其特有的气魄走在了前面，而鼐德則是促成這一計划得以實施的最重要的人物。鼐德生于美國麻薩諸塞省波士頓，早年來中國營口經商，創辦了旗昌洋行。自1864年起，除擔任美國駐營口領事外，還兼任瑞典、挪威、法國、荷蘭、德國、日本等國駐營口的領事或副領事。1877年2月，在中國已生活了15年的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体會，針對美國在華商務和傳教事業的需要，致信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W‧埃利奧特（Charles‧W‧Eliot），提出募集一筆錢，從中國聘請一位教師，在該大學建立中文講座的建議，其目的是通過學習中文，培養一些年輕人，為他們將來在中國政府供職提供條件，增強他們在中國進行商業貿易的能力。這一建議得到埃利奧特的重視和支持，于是計划得以施行。

　　記：當時學習漢語，一般都要到中國來。把老師請到美國，應該比較獨特。

　　張：對。事實上，在當時西方的漢學圈子里，對此也有激烈的爭論。支持鼐德的人認為，外國人如果在來中國之前就能學習一定的中文，通過日積月累，慢慢体味，會為日后的生活打下穩固的基礎，并

在到達中國以后，獲得學習的激勵，從而實現快速進步。持這种觀點的有在華德國著名漢學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1848－1901），英國外交官棺在明（Warlter CaineHillier，1849－1927）、達文波（Arthur Davenport，1836－1916）、固威林（WilliamM．Cooper），以及北京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A，P．Martin，1827－1916）等。反對鼐德的人則認為，年輕人到中國之前，應該全面學習各种知識，打好基礎，如果在美就開始學習中文，一方面是沒有合适的語言環境，另一方面是課業太多，沒有充足的時間，結果可能是事倍功半。

　　記：鼐德是怎樣說服反對者的？

　　張：事實上，鼐德并沒有說服他們，他只是勇于堅持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特別具有實干的精神，從教材到老師的生活，從中文班的學生來源到這些學生將來的出路，每一個細節他都考慮得非常周到。另外，哈佛的態度也非常積极。作為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發展到19世紀下半葉，哈佛的系科更加齊全，實力更加雄厚。中文教學在美國的高等教學中還很罕見，探討到底在美國開設這一教學的余地有多大，無疑极具挑戰性，也為哈佛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空間。所以，當時的校長埃利奧特以他的遠見卓識，大力促成了這件事。這些，都值得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大書一筆。

　　記：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一般以同是漢文化圈的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為多。當時，要找一位愿意遠渡重洋到万里之外的美國任教的人，恐怕并不容易吧。

　　張：是的。直到方案開始付諸實施的時候，鼐德才發現，很難在中國找一位符合要求而又愿意遠渡重洋的人。畢竟，那是一個太遙遠的國度，不僅与中國人安土重遷的習慣不合，而且去和西洋人打交道

也使人心存疑懼。但在杜德維的努力下，這件事還是成功了。杜德維是哈佛畢業生，1865年來到中國并長期在中國任職。盡管他一開始對這件事也是心存疑忌，但出于對母校的感情，他真誠地為哈佛的發展前景考慮，希望這一舉措能夠導致在哈佛設立一個中國學的講座教授職位。當然，杜德維最終能夠找到戈鯤化，和他的經歷也有關。1877年末，杜德維從福州改任宁波稅務司，而戈鯤化正好是他的中文

老師。

　　記：可是，為什么別的人不愿或不敢到美國去，而戈鯤化就能欣然同意呢？

　　張：我想，這是因為他以前曾在美國領事館任職，對西洋特別是對美國有一定的了解，任職宁波期間還教過一位英國學生和一位法國學生。据記載，他對西方的新事物和新觀念持一种開放的態度。另外，宁波在康熙年間就是中國四個對外通商港口之一，1844年開埠以后，更是當時重要的對外口岸，和外國貿易來往頻繁，人們的思想比較開放，對外交流也一直很活躍，早期傳教士自美國浸信會的瑪高溫（Daniel Jermore Mac Gowan）于1843年來到宁波，其后又有英國女傳教士愛爾德賽（Aldersay）、美國浸信會的羅爾梯（Edward Clemens Lord）、美國長老會的丁韙良（WilliamA．P．Martin）等先后來到宁波，進行傳教、辦學，并傳播西方文化。而且，當時宁波為了配合西學的傳播，出版事業也非常興盛。1845年，美國長老會在傳教士柯理（RichardCole）的提議下，將印刷所從澳門遷到宁波，命名為“華花圣經書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大量出版各种書籍雜志。這种社會環境對戈鯤化的思想顯然不能沒有影響，他能選擇被時人視為畏途的美國之行，与此也不能沒有關系。

　　記：戈鯤化是第一位被邀請到美國高等學府中任教的中國人。對他來說，美國的生活是全新的；而對美國人來說，一位來自中國的教師也是以前所沒有的事。那么，美國人對這門課是什么想法呢？

　　張：哈佛大學中文班預定于1879年秋季正式開班，計划每周上課五天，每天教師授課一小時，學生自學二至三小時。按規定，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報名，但那些對中國文史哲感興趣的人、希望到中國任職、經商、傳教的人更受到特別歡迎。校內學生免費，校外學生則每學年收學費150美元。可是，在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中國還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所以，戈鯤化來到哈佛以后，在相當的一段時間里，班里只有一個學生。這個學生其實是哈佛的一位拉丁文教授，名叫GeorgeMartinLane，戈鯤化給他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叫劉恩。劉恩任哈佛大學的拉丁文教授達43年之久，逝世之后，《美國語言學雜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i，XVIII，No．3）稱他為“美國最偉大的拉丁語學家”。出于對語言的敏感，也出于對新事物的追求，這位當時已經頗負盛名的拉丁語教授找到戈鯤化，愿意隨他學中文。當然，劉恩來學中文也幫助了戈鯤化，因為他來美國時，几乎一點儿也不懂英文，現在正好趁此机會向對方學習。事實也正是如此，戈和劉恩一直在互相學習，他們可能是較早的具有換學性質的一對。光緒七年（1881年），戈鯤化專門寫詩贈給劉恩：“未習殊方語，師資第一功。德鄰成德友，全始貴全終。”感謝劉恩使自己這個异國人能夠掌握了英文，而且三年來不間斷地加以指導，所以戈鯤化稱他為自己的老師。不過，后來他所開設的課程漸漸受到注意，學生最多時曾達到5個。戈鯤化授課時總是穿著清朝宮服，以表示中國傳統的師道尊嚴。他的教學以其丰富的內容，充分的准備和高度的技巧，深受好評。

　　記：戈鯤化在國內就出版過兩本詩集，以他詩人的感受，來到美國后，肯定還有更多的創作吧？

　　張：他确實寫了不少，可惜，多半都已散失了。不過，從詩人的角度來看，他還有另外的考慮，即他雖然是作為語言教師被聘任的，但中國人的文化自豪感決定了他更想作一個文化傳播者，而不僅僅是

語言教師。他選擇的載体是詩，因為在中國，詩的地位一直很高，詩的形式是非常民族的，民族的精神也是詩的。因此，他在任何場合，几乎都忘不了吟誦、講解詩。在當地，不少人都對他的這一特點印象

深刻。他的美國朋友卡迪斯（Benjamin R．Curtis）曾回憶有一次邀請他參加“紙莎草”Papyrus）俱樂部的聚會，他用中文抑揚頓挫地吟誦了一首詩，其風度傾倒了其他与會者。1882年1月到2月，在戈鯤化逝世前的几個星期，卸任回國后的杜德維應邀在波士頓連續6天做關于中國的專題講演，戈鯤化出席了第4場即2月1日晚的那一場，先后吟誦了孔子的一段話，宋人的一首描寫家庭的詩，以及他自己寫的一首贊美春天的詩。由此看來，戈鯤化不僅自己喜歡詩，而且強烈地意識到詩的价值，他是有意識地在美國致力于中國文化的傳播，要把詩的精神帶到美國。

　　記：那么，這一點有沒有体現在他的教學中呢？

　　張：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編的一本教材《華質英文》（Chinese Verse and Prose），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早的一本中國人用英文寫的介紹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詩詞的教材。戈鯤化在序言里介

紹自己的編寫目的時說：“前年余膺哈佛特書院之聘，航海而西，以華文掌教之余，學英語，習英文。女取隅右梵，庶几似之。繼与諸博雅討論有韻之文，彼亦慕中國藻詞之妙。只因書不同文，方心圓智，

未能遽鑿破渾沌。屢索余詩，爰取《人壽堂》舊作四首，又至美后所作十一首譯示之，并附詩余尺牘各一。譯竣，墨諸版，用副諸博雅殷殷切問之意云爾。”在《華質英文》的例言中，他不厭其煩地介紹了

中國詩歌（包括詞和尺牘，二者選的不多，僅各一篇，但尺牘多用駢文，所以他所討論的仍然是韻文）的特殊形式，盡管所涉及的只是形式，但注重節奏、韻律和音樂性，這對于很難体會中國古典詩歌意境

的美國人來說，确實是一個适當的選擇。因為，英文詩也自有其特殊的聲律傳統，從形式方面入手，有利于在比較的基礎上了解中國詩的特殊性，這比空洞地談“立意”要現實得多。他所選的每一首詩都注

出了平仄，說明他特別注意讓讀者了解作品的音樂性。我們現在還無法估計這本教材對美國了解中國、研究中國，尤其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有多大的作用，但即使是從中美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作為中國人

編的第一本詩詞教材，它也有极大的意義。

　　記：記得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耶魯大學也開設了中文講座。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共同引導了美國漢學研究的起源。那么，這兩所學校的有關當事人是否有聯系呢？

　　張：有的。耶魯大學的第一位中國語言文學教授是衛三畏（Sarnuel Wells Williams）。衛三畏是中美關系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1812年出生，二十多歲就到了中國，此后長期在中國傳教或任職。1877年，他結束在中國的工作，回到美國，隨即受聘于耶魯大學。1846年，他參加了美國東方學會；1881年成為該會的會長。在美國，他是第一個由美國人出任的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其出版于1848年的《中國總論：中華帝國的地理、政府、教育、社會生活、藝術、宗教及其居民概觀》，試圖把中國文明作為一個整体去研究，也是美國最早的漢學研究著作。戈鯤化來到美國以后，很快就結識了衛三畏。對于戈鯤化來說，他很高興能在美國碰到一個洋人同行，而且這么精通中國學問。他也很感謝衛三畏，因為衛三畏送給他的英漢辭典，使得他在學習英文中少走了不少彎路。同樣，衛三畏也很高興能認識戈鯤化。因為他在耶魯獲得這個教職以后，也很希望能和一個中國學者互相切磋，得到幫助。他們二人的交往在中美關系史，尤其是中美文化史和美國漢學發展史上，都是重要的一筆。直到今天，耶魯和哈佛仍然是美國漢學研究的兩大重鎮，而在一百多年前，正好這兩個學校先后設立了中國語言（文學）教席，更巧的是在這兩大名校執教的中文教師，一個是美國人，一個是中國人，而且兩個人之間的關系非同尋常，這其中的意義至今仍然沒有被學者們所充分認識。

　　記：1882年初，戈鯤化思了肺炎，使得他的任期還沒有結束，就逝世于哈佛。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應該充分肯定他在哈佛漢學研究中的開創性地位。

　　張：是應該從這個角度來考慮。雖然戈鯤化在哈佛的使命令人遺憾的過早地結束了，但他的名字卻永遠寫在了哈佛大學的發展史上。他在哈佛大學開設中文班的嘗試，作為哈佛大學漢學研究的起源，也

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現在的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 Yenching Library）以其丰富的中文（還有日文）藏書，成為西方世界中聲名卓著的書林重鎮，而戈鯤化在哈佛大學使用的若干中文書籍，

正是這個圖書館的館藏之始。因此，他那身著清朝官服全身照，至今仍懸挂在燕京圖書館門廳里，提醒每一個造訪之人飲水思源。至于哈佛大學探討東方文明的興趣，則從那個時候就已提供了可能性，并且

或明或暗地延續下來。終于，在戈鯤化去世22年后的1904年，阿奇博爾德‧布萊克（Robert P．Blake）在哈佛大學開設了第一門有關近代遠東歷史（中國史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的課程——“1842年以來的遠東歷史”。沿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哈佛的漢學研究更是突飛猛進，先后有多人開設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中國藝術等課程。二十年代以后，著名中國語言學家趙元任、著名中國文學專家梅光迪先后應邀到哈佛教授中文，繼續了他們的前輩戈鯤化所做的事業。發展到1928年，隨著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以及后來哈佛大學東亞語言与文明系的成立，哈佛大學的漢學研究日益發展，不僅傲視，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屈指可數。這一切的源頭，都應該追溯到戈鯤化。

　　記：站在21世紀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戈鯤化當時所做的工作，其中所体現的文化意義應該怎樣認識呢？

　　張：比起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作為第一個出國到西方任教的學者，戈鯤化的身后是寂寞的，一百多年來，他的名字几乎不為世人所知。這有它可以理解的理由，因為戈鯤化的早亡，他還未來得及把

他在美國的所思所得帶回來，推動中國的文化建設運動，就像后來的一批“五四”文化人一樣。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國之行所体現出來的意義，無疑應該受到充分的肯定。近百年來，中國總

的趨勢是文化輸入，為了富國強兵，扶危救亡，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努力向西方尋找思想武器，基本上形成了文化引進的局面。但是，隨著文明的進一步發展，隨著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有識之士已

經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文化也是全球現代化中的一种重要資源，也可以為人類和平、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甚至有人提出以東方文化救西方文化之弊的主張，所以對東方文化的學習和研究在西方發展得非常迅速。按照這一思路向前推，一百多年前的戈鯤化正是文化輸出的先行者，他將古老的中國文明及其价值帶到美國，給正在高速發展的資本主義文明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參照，使人們看到了文化共存及其互補的重要性。今天，當我們討論地球村以及全球价值的時候，重新檢討和認識19世紀末戈鯤化所做的工作，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記：順便再問一下，您研究戈鯤化已經好几年了，人們對這個名字也越來越熟悉。那么，現在中國學術界是怎樣看待戈鯤化這個人的？

　　張：應該說，戈鯤化越來越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重視。首先，他已經受到中美文化研究界的關注，1998年夏，我出席中國美國研究學會在南京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戈鯤化引起了与會學者的濃厚興趣。其次，他也受到了徽學研究界的關注，2000年夏我出席在安徽大學舉辦的徽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曾應邀向大會作有關戈鯤化的報告。第三，語言學界也對戈鯤化感興趣。我所編撰的《戈鯤化集》出版后，著名語言學家、中國音韻學會會長魯國堯教授專門就此發表意見，認為了解戈鯤化赴美教授中國官話所使用的語音系統，對于研究近代漢語，有著重要的价值。相信以后隨著學術的發展，戈鯤化的意義將會在不同層面進一步得到体認。(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