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 蔡崇國: 國際勞工組織与中國
【紀元特稿】 二十世紀人類兩次空前殘酷的世界大戰表明，勞動者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惡化，社會不公正的加劇，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的普遍不滿，是戰爭的根本誘因，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正是基于這种共識，作為聯合國的重要机构，國際勞工組織之最重要的特征和使命，是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和維護普遍的社會公正。
國際勞工組織的這种特征和使命具体体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國際勞工組織的章程(Constitution)明确宣告，它必須運用自己的手段和行動，保証勞動者有合理的工資，确定合理的工作時間并使之得到尊重，反對童工，与失業，与勞動中的种族和性別歧視作斗爭，保障勞動者創立和加入工會的自由等。
其次，經過國際工人和他們的組織的長期斗爭，國際勞工組織自1919年成立以來，确定了國際勞工界的四個基本原則：禁止童工和強制勞動；組織、加入工會的自由和集体談判的權利；男女同工同酬；反對社會、种族、合宗教信仰歧視。反映這些原則的是國際勞工組織所制定的176條國際勞動標准(convention)。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工會自由和工會權利的第87條，關于集体談判的第98條，關于禁止強制勞動的第29和第105條，等。
第三，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則和勞動標准，由其成員國的勞工、雇主和政府這獨立的三方代表參加討論制定。國際勞工組織還規定，成員組織有權對違反國際勞工組織原則和勞動標准的的成員國政府提出控告，國際勞工組織必須受理控告并作調查。
眾所周知，一些國際勞工組織的重要的成員國，并沒有簽署或批准上述原則和勞動標准。在很多已經簽署、批准了的國家，這些原則和標准也沒有令人滿意的的尊重和執行。但是，國際勞工組織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國際工人運動的肯定和持續性的激勵。上述原則和勞動標准的制定，意義重大。它們成為包括工人運動在內的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參照和行動綱領。以本身獨立的集体力量，并借助廣泛的國際支持，迫使本國政府和議會批准、簽署上述原則和勞動標准，迫使政府和新興的雇主階層了解并切實遵守、執行這些原則和標准，是當前中國獨立工會運動直接的奮斗目標。
作為聯合國成員和常任理事國、國際勞工組織的重要成員，中國政府，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國際勞工組織的態度，它們的行為，長期与國際勞工組織的章程、基本原則和成立宗旨完全背离。這种背离當然首先表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章程中。這個憲法和章程毫不掩飾地排除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獨立性。而且，中國政府在其制定的其他相關法律中，更明确地禁止其他工會的成立。在這里，我們看到，國際勞工組織本身，在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個重要的自相矛盾：它在自己的章程中，在它的歷次的宣言中，不斷宣示自己的原則，但同時，它卻使一些一開始就公開宣布不承認、不遵守它的章程、原則的國家及其官方工會成為自己的重要成員。
國際勞工組織成立時的歷史條件和今天世界的現實使它不可能沒有這种自身的矛盾衝突。這個矛盾正是它存在的理由。它存在的主要意義，正是為了不斷地解決這种原則和現實之間的衝突。所以，國際勞工組織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促使它的成員國的政府和議會簽署和批准它的原則和勞動標准，并修改本國的相關法律，使其与它制定的原則和勞動標准一致，以此保証這些原則和勞動標准的執行。國際勞工組織這种不斷解決自身的這個矛盾，使其章程和基本原則能通過自己的活動不斷實現，對它自己來說，也是至關重要。如果它容忍其重要的成員國長期違背它的章程和原則，听任這些國家的勞動者的狀況惡化而不加譴責，它就會失去信譽，它的原則和章程就會被看作只是紙上的東西，它就會漸漸失去基本的行動能力和存在的理由。追求原則的實現是一個組織的活力的源泉，沒有了這個源泉，這個組織本身也可能會因為不但地讓原則屈從現實而官僚化。其最后的結果，就是在原則和現實的矛盾衝突中，現實取消了原則；不是這個組織改變了它的成員，而是其成員泯滅了這個組織的靈魂。
由于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是主權國家，因此，在實現國際勞工組織的章程、原則和勞動標准的歷史過程中，各國的努力是決定性的。作為成員國，其基本義務和責任，應該是尊重國際勞工組織的章程和原則，并努力使之在本國實踐。這是國際勞工組織的信譽和活動能力的基礎。然而，我們看到，多年來，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卻是与一個成員國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完全相反。這不但使中國勞動者的狀況空前惡化，社會關系緊張，而且，也嚴重地損害著國際勞工組織的基本原則，損害著人們對它的章程、它所制定的勞動標准的信心和信任，損害著國際勞工組織實踐它的原則的能力。
中國政府對國際勞工組織的態度十分自私。對它來說，這個重要的國際組織首先只不過是外交活動的舞台。它需要這個舞台服務于它在國內的宣傳。因為，它在中國國內始終有合法性的危机，尤其是作為它的工具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根本得不到中國工人的信任。所以，它需要向中國工人反复宣傳：看，國際社會，世界工人運動都承認、認可我們。你們也得認可、服從我。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中國政府履行它在實現國際勞工組織的原則上承擔什么義務和責任。而且，在中國政府，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工人的宣傳中，禁止對國際勞工組織的章程、基本原則和勞動標准的介紹。知道國際勞工組織存在的中國工人极少，了解這個組織的基本原則的中國人，更是鳳毛麟角。實際上，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官方角色之一，就是壟斷勞動界的國際交往，從而切斷中國工人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聯系。如此同時，中國政府近年來加強了在國際勞工組織中的活動，甚至積极准備重新當選它1989年“六四”以后失去的常務理事。他們的目的和實際的效果，決不是加強中國勞工和國際勞工組織的聯系，而是恰恰相反，是為了服務于它在國內的宣傳，是企圖將國際承認變為國內的合法性的政治需要。也正是為了保証這种政治需要的滿足，中國政府長期違反國際勞工組織關于工會、資方、政府三方平等參入的基本規則，它挑選、并嚴密控制出席國際勞工組織各种活動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及資方的代表。這樣，中國出席國際勞工組織會議的代表，從來就只是政府一方。
中國政府違反國際勞工組織的基本原則的最重要方面，是近年來，它在听任中國勞動者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急劇惡化的同時，加緊了對獨立的工會運動的鎮壓。隨著經濟改革的發展、外資的大量進入和私有化的擴展，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國家不但被排除在眾多的私人和外資企業的日常管理之外，它也日益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直接經營。因此，過去的勞工与政府的官僚主義之間的直接衝突雖然仍然存在，但，勞工与私人、外資企業的雇主之間，勞工与有經營自主權的國有企業領導之間的衝突已經更為重要。在這种新的勞資衝突關系中，中國地方的各級政府，或者是因為追求片面的經濟增長，或者是因為普遍的而站在資方一邊。因此，与中國各單個工人對立的，不只是腐敗、官僚的政府，而且又加上了有資本的力量而且又彼此殘酷競爭的中外資本家。中國政府的官員和新興的企業主階層之間的互相結合、滲透特別緊密：很多政府的中高級官員的子女、親戚就是資本家，企業主，這些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是企業老板私下提供的“工資外收入”。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到今天，其國家
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已在事實上代表著資本的利益。在這种情況下，中國勞工的工作和社會條件急劇惡化。失業人數迅速增加，工作日益臨時化，在職工人勞動時間常常超出法律規定，其工資被經常拖欠。女工報酬低于男工，產假被取消或因結婚、怀孕而被解雇是常見的現象。童工不但重新出現，而且迅速增加。惡性工傷事故，工人集体中毒，導致礦工大量傷亡的煤礦井爆炸几乎天天發生。社會不滿，首先是勞工階層的不滿，几乎是爆炸性的。工人的罷工、堵路和抗議游行到處發生。
這种空前的社會危机和工人自發的抗爭，逼使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相應的措施。近年來，中國政府制定、修改了包括“勞動法”在內的一系列的法律，有些法律，如今年初頒布的關于決定工資待遇的集体談判的法規，表現出接近國際勞工組織所制定的勞動標准的企圖。
這些法律的制定曾使我們看到某种希望。
然而，我們的希望那么迅速地破滅了。中國政府制定的這些新法律，几乎沒有一條是被受到尊重、得到實現的。試以關于工資問題的集体談判的法規為例，工人沒有權利組織自己的工會，沒有權利選舉自己的代表，集体談判如何可能？至于那些限制工時、保障女工權益的法規，企業老板根本不理睬，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無法与之對抗。
中國勞工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會，不能形成集体的力量。面對雇主和腐敗的政府官員的結合，面對由政府控制的報刊輿論，中國勞工只是單獨，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的個体，社會力量的對比，失去了起碼的平衡，這是中國現在任何保護勞工的法規不能實行的根本原因。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近年來中國一個特別的現象，這就是，中國政府制定的法律越來越多，同時，中國勞工的狀況越來越惡化。實際上，面對來自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自由工會聯盟等國際方面的壓力，中國政府將制定、對外公布法律，變成一种抵制國際壓力，對外為自己鎮壓工人運動、推脫自己的責任的手段。這些法律在實際上能不能執行，對它來說，完全不重要。
中國嚴禁中國勞工組織自己獨立的工會，將數量眾多的，合法要求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投入監獄，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更卑劣的是，它將作為政府工具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作為工人已有了工會的事實來宣傳。其社會后果是，在中國很多工人的心目中，工會就只能象中華全國總工會那樣。因此，他們不僅對中華全國總工會，而且對作為一般的工人組織形式的工會這一概念也失去了興趣和信心。中國共產党人就是這樣，他們不僅在組織上阻止獨立工會的存在，而且利用中華全國總工會來改變中國勞工的工會意識和觀念。他們要使國際工人運動近兩個世紀的斗爭所形成的工人自我意識，在中國消失。
中國政府對獨立工會運動的鎮壓，是中國勞工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政府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毫不承擔自己的基本責任，蔑視這個組織的基本原則的表現。今天的中國，已引起國際資本越來越濃厚的興趣，而且，中國所發生的這一切，在國際輿論已經是完全公開。因此，中國政府的行為對國際勞工組織及其原則，它所制定的勞動標准的信譽，對國際資本和國際勞工力量對比的平衡，對國際勞工組織在世界促使各國批准其勞動標准的努力，都有巨大的危害。因此，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反對中國政府的鎮壓，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一切被關押的獨立工會人士，促進中國獨立的工會運動，對國際勞工組織本身，對國際工人運動，都有重大的意義。對中國政府鎮壓政策的姑息，容忍，不只是對中國勞工的傷害這一道德問題，而且是危害國際勞資力量對比平衡，危害國際勞工組織實現其原則和勞動標准的能力這一現實的政治問題。
兩年前的西雅圖街頭的衝突告訴我們，在世界一体化迅速發展，意識形態迅速解体的今天，一個可以和國際金融資本、國際市場和國際大公司的力量相制衡的另一种力量的存在，是多么重要。因此，人們對國際勞工組織有了新的，日益增長期望。同時，國際資本要在國際勞工組織中實現自己愿望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面對這兩方面的壓力，國際勞工組織內部的力量平衡會更為困難。因此，各國政府，特別是各國獨立工會，不妥協地堅持國際勞工組織的原則，日益具有國際意義，當然，支持中國的獨立工會的運動的其意義，遠遠超出中國問題本身。
最后，我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在國際勞工組織中真正承擔自己的責任。它應該認識到，簽署、批准，尤其是實現國際勞工組織的原則和勞動標准，不僅符合中國勞工的利益，也符合中國變化的新的現實，這是中國社會走出危机，緩和社會的緊張的根本出路。這也是中國政府目前重建自己合法性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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