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階段貧困群体分析
1978年以來，的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特別是自90年代初期開始，現代化進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都在向縱深推進。与之相應的，社會也開始出現了深刻的分化，一個為數眾多的貧困群体逐漸形成。
197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特別是自90年代初期開始，現代化進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都在向縱深推進。与之相應的，社會也開始出現了深刻的分化，一個為數眾多的貧困群体逐漸形成。特有的社會轉型背景，使得中國的貧困群体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并對中國的社會生活以及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而复雜的影響。認真分析中國貧困群体的基本狀況及演化趨勢，有益于制定扶貧解困的有效而合理的對策，有助于順利、平穩地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一、貧困与中國的貧困群体
所謂貧困，是指社會成員生活水准的低下、社會成員發展机會的匱乏以及發展能力的不足。在現階段，伴隨著劇烈的社會轉型，中國社會出現了大量的貧困者，形成了一個規模較大的貧困群体，而且有增大的趨勢。有必要說明的是，之所以將中國的貧困者稱作貧困群体，而不是“貧困階層”，主要理由是：中國目前貧困者中的許多人往往缺乏最基本的謀生手段，談不上擁有某种固定的職業，況且中國的貧困者往往是處在很不穩定的過渡狀態，因而難以用社會分層的標准予以划定。正如不宜將失業者稱為“失業階層”一樣，也不宜將貧困者稱為“貧困階層”。
中國城鎮貧困群体的成員主要包括：失業人員与下崗職工（准失業人員），效益欠佳企業的職工，許多退休者、低收入或無勞動收入的殘疾人和長期患病者、孤儿、未獲得社會保險又無其他收入的鰥寡老人。据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課題組的調查測算，1995年，全國城鎮貧困居民占全部城鎮非農業居民人口的比例為8.6％，約為2428万人；全國城鎮貧困戶約為659 万戶，占全部非農戶的7.6 ％。即使只按絕對貧困的標准推算，全國城鎮貧困人口和家庭已分別達到1242万人和332.9万戶。中國城鎮貧困群体的人數不僅規模大，而且增幅大。到1996年，“全國城鎮低收入人口約為3200万人。”從比重上看，在中國城鎮貧困群体隊伍中，是以失業人員、下崗職工和效益欠佳企業的職工及其所贍養的人口占据主導位置。這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貧困群体的情形大不相同。
中國農村貧困群体的成員主要包括：低收入的勞動者，低收入或無勞動收入的殘疾人和長期患病者、孤儿、未參加社會保險又無其他收入的鰥寡老人。1996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為5800万人。需要說明的是，目前人們對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統計是以絕對貧困的標准進行的，如果再加上相對貧困的統計口徑，貧困群体的人數還要大得多。目前中國貧困群体中最具有代表性者，是城鎮的失業者、下崗職工以及農村里的絕對貧困者。
二、中國貧困群体的基本生活狀態
与非貧困群体相比，中國貧困群体處在一种非常窘迫的生活狀態之中，主要表現在以下几方面：
1.收入狀況
中國城鎮貧困群体成員的收入十分低下。國家統計局對城鎮36370 戶居民家庭的抽樣調查顯示，1996年，全國城鎮平均每人年收入為4844.78 元，占調查戶數1 ∕10的最低收入戶平均每人年收入為2453.62 元，其中，困難戶（1819戶）平均每人年收入只有2242.92 元。根据國家統計局的另一項有關城市居民的大型抽樣調查（調查樣本為25000 戶），1995年，占中國城市總戶數57.3％的溫飽戶的戶均收入為12195 元，而占總戶數7.6 ％的貧困戶，其戶均收入僅為4821元。
農村貧困群体成員的收入同樣是很少的。1996年，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為1926.07 元，其中，占總數8 ％的人的純收入為800 ～1000元，5.56％的人為600 ～800 元，1.88％的人為500 ～600 元，1.2 ％的人為400 ～500 元，0.66％的人為300 ～400 元，0.67％的人為300 元以下。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与貧困群体低收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富裕群体的高收入，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過于懸殊。由基尼系數所反映出來的收入差距呈現出一种迅速上升的勢頭。有兩項統計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一項是根据國家統計局有關資料的計算，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 另一項統計則是根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兩次抽樣調查計算出來的基尼系數：農村的基尼系數從1988年的0.338 上升到1995年的0.429 ，同期，城鎮的基尼系數從0.233上升到0.286 ，全國的基尼系數從0.382 上升到0.445.若按后一項統計數据，中國1995年的基尼系數已超過了美國國民1989年的基尼系數（0.3999），也超過了國際公認的中等不公平程度（0.3 ～0.4 ）。
据10万戶城鄉住戶調查，用國際通用的五等分法，以20％的高收入戶和20％的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比較，1995年，中國城鎮居民的貧富收入差距為3.0 倍，比1978年的1.8 倍擴大了1.2 倍；農民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9 倍擴至6 倍多。1995年，中國城鄉用人口加權平均，貧富差距約為5 倍多。根据世界銀行的有關統計數据來看，1992年，中國占社會成員20％的高收入戶的收入是占社會成員20％的低收入戶的8.6 倍，這一數字已高于大多數低收入國家貧富差距的水准，接近美國1985年8.9 倍的水准。1995年，中國城市占居民家庭比例7.6 ％的貧困戶戶均收入為4812元；占居民家庭比例的5 ％的富裕戶戶均收入為80091 元，是貧困戶戶均收入的16.6倍。
應當承認，貧富差距問題是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沒有解決好的社會問題。一項統計顯示，本世紀70～80年代間，在除了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中，絕對貧困人數已從6.5 億增加到7.3 億。盡管如此，中國的貧富差距擴大得如此之迅速，在發展中國家中還是不多見的。
2.財產狀況
中國貧困群体所擁有的金融資產非常少。應當說，這些年中國社會成員平均金融資產的增長幅度是很高的。1984年，城市居民戶均金融資產僅為1338元；到1995年底，据部分城市抽樣調查資料，戶均金融資產已達30982 元。但是，貧困戶戶均金融資產僅有3139元，差不多只是平均水准的1 ∕10. 且不說這同富裕戶的戶均金融資產（169121元）相差52.9倍，就是同溫飽戶的戶均金融資產（28562元）相比也差了4.9 倍。1996年，山東省城鎮困難戶人均每月用于儲蓄的款項僅為1.09元，而全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每月用于儲蓄的款項是6.5 元。以如此微薄的金融資產，卻要面對諸如子女教育、買房、贍養老人、醫療保健以及人情交往等必不可少的開支，其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城市貧困群体成員的固定資產（包括家庭耐用消費品和自有住房兩部分）同非貧困者相比，雖說差距相對較小，但仍不容樂觀。1995年，貧困戶戶均固定資產為18548 元，溫飽戶戶均固定資產為24447 元，小康戶戶均固定資產為32561元，富裕戶戶均固定資產為64557 元。農村貧困群体的財產狀況更是令人寒心。一項對于廣西貧困縣的調查顯示：所調查的200 戶的住房都极為簡陋，多為用樹枝和木板圍成上下兩層的“壯樓”，上層住人，下層養畜，有時人畜同室；多數家庭沒有像樣的用品，缺衣少被。在200 個被調查戶中，僅有6 戶有自行車，9戶有縫紉机，有許多人回答不出電視机、錄音机、錄像机、收錄机是什么樣子，干什么用的；到1993年底，人均結存錢糧合計不足4 元，有56％的被調查戶沒有一分錢結存。
3.消費狀況
1996年，中國城鎮貧困群体家庭實際收入呈負增長趨勢，實際消費水平也有所下降。一項統計顯示，1996年，城鎮貧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569元，比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水平低60％，比1995年貧困居民平均水平低18％，收支倒挂248 元。
貧困群体成員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費支出所占比重較大，恩格爾系數較高。根据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据，1996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的消費性支出為3919.47 元，其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為1904.71 元，恩格爾系數為48.6％；而困難戶人均消費性支出為2175.53 元，其中用于食品項目的支出為1283.93元，恩格爾系數為59％，比全國城鎮居民的平均水平高出10個百分點。在恩格爾系數的一般分類中，恩格爾系數58％以上的視為赤貧，51～58％的視為溫飽（即勉強度日）。
雖然貧困群体成員用于食品項目的支出比重過大，但食物消費仍是量少質差，營養嚴重不足。据河南省統計局城市調查隊發布的測算資料，1995年河南省城市貧困人口在脂肪、蛋白質、熱量3 种主要營養中，除了脂肪尚能達到正常健康需要外，其他兩种都達不到國家所認可的正常生理需要的最低极限標准。另据一項有關福建省的抽樣調查，1994年，該省城鎮貧困人口每月人均食物消費為87.14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1.5％。貧困人口從食物中攝取的熱量為1610千卡，比維持生命的熱量低值2100千卡低23.3％，從動物性食品中攝取的營養素數量更達不到人体所需要的營養標准。
貧困群体成員在其他主要消費項目的支出均遠低于社會的平均水准。1996年，城市困難戶在除了食品以外的人均主要消費支出具体狀況是：衣著支出208.27元，為城鎮居民平均水准的39％；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支出97.26 元，為平均水准的33％；醫療保健支出81.07 元，為平均水准的61％；交通通訊支出66.05 元，為平均水准的33％；娛樂教育文化服務支出182.78元，為平均水准的49％；居住支出194.38元，為平均水准的65％；雜項商品支出為61.8元，為平均水准的36％。
4.醫療保健狀況
貧困群体成員的收入低、消費水准低，其營養不良狀況是比較普遍的，而且，其心理壓力往往也很大，因而他們的患病几率往往要高于非貧困者。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醫療保健條件將越來越會成為貧困群体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但是，貧困群体的醫療保健條件是很差的，這就加重了貧困群体生活的艱難程度。由于這一問題缺乏較為系統的數据，所以我們只能借助于一些散見的有關數据和資料予以說明。
宏觀面上看，受种种因素的影響，我國醫療保障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國家的投入相對下降，醫療費用上漲過快，農村貧困人口和城鎮困難企事業的職工往往是有病不敢求醫。1978年，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支出占衛生總支出的28％，1993年這一指標下降為14％；同期，個人自付在總支出中的比重由20％上升到42％。而且，醫療費用的上升速度大大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40％以上的虧損、困難企事業單位的職工看病是先付款后報賬。根据有的省轄市的抽樣調查，職工人均手持未能報銷的醫療費單据149 元，离退休人員達到1192.6元。据四川省城調隊對200 戶城鎮貧困家庭生活狀況的調查，1996年，貧困家庭人均醫療費用支出高達413 元，扣除醫療保險和社會統籌及單位報銷部分外，個人仍需支付314.71元，占年人均消費支出的近1 ∕4.在享受公費醫療的人員中，有近一半的人尚未報銷醫療費，其中又有40％的人已經3 年以上未報銷醫療費。沈陽市破產企業有80％以上不能報銷醫療費，11個雙停企業的醫療費全部拖欠。
農村貧困群体成員的醫療條件同樣令人擔憂。据對北京市房山、平谷、通縣、怀柔4 縣的統計，因經濟困難，需要住院的病人中40％未能住院。貧困戶中很多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目前已有的合作醫療，大部分集資標准低、覆蓋面小，保障能力弱，回報率只占整個醫藥費支出的2.44～8.4 ％。
三、中國貧困群体的主要特征
与先發國家和其他的后發國家与地區相比，中國的社會轉型很不相同。中國社會要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兩种轉型，即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和由計划經濟体制向市場經濟体制的轉型；而且，中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國家，龐大的社會机体使得中國的社會轉型具有了更多的變項因素。艱難而复雜的社會轉型背景，造成了中國現階段貧困群体如下的一些特征：
1.同時經受著絕對貧困与相對貧困的雙重困扰
絕對貧困是指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必要的滿足。絕對貧困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力的极度低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發展机會的嚴重匱乏，其次則是社會經濟資源分配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完善。絕對貧困意味著貧困者的生活處于“生存危机”的狀態。相對貧困通常是指社會成員基本生活的滿足程度以及發展的机會低于或少于社會的平均值（即社會公認的基本水准）的一半。導致相對貧困產生的主要原因比絕對貧困要复雜一些。相對貧困不僅在于生產力的落后，更根源于經濟与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平。相對貧困意味著相對剝奪現象的存在。
一般來說，在經濟水准比較落后的國家与地區，貧困問題多体現在絕對貧困方面；在經濟水准比較高的國家与地區，貧困問題則多体現在相對貧困方面。1978以前，中國的社會成員處在一种“皆貧”的狀態之中。在當時，經濟十分落后，這就不可能使大多數社會成員擺脫絕對貧困的狀態；而計划經濟体制与极“左”思潮的合二為一，又使得中國社會成員的收入与消費水准呈現出一种“整齊划一”的情形。于是，整個中國社會便表現為平均化的絕對貧困，就總体而言，相對貧困問題几乎是不存在的。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僅為0.21，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數只有0.16.
而中國現階段的貧困問題迥异于上述國家与地區以及1978年以前的中國。目前中國既存在著一個較大的絕對貧困者隊伍，同時也存在著人數日益增大的相對貧困者隊伍。盡管經過20年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有了巨大的增長，綜合國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絕對貧困的總人數明顯減少。但是，從總体上看，中國的經濟水准以及整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尚屬世界落后國家之列。而且，中國的東部与中西部之間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再者，雖然中國開始進行市場經濟体制的建設，但是，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体制尚處在初步發育的階段，遠遠談不上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在許多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夾生現象，這就使得整個社會表現出一种分化有余而整合不足的狀態。經濟水准的落后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必定會存在許多絕對貧困現象，而社會的非整合性，則必然會導致經濟与社會資源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并進而造成龐大的相對貧困者隊伍和一些新的絕對貧困者。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來說，近年來，中國由于農村的貧困問題比較受重視，扶貧工作做得比較好，因而農村的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就總体而言是呈下降的趨勢。城鎮的貧困問題則大不一樣。近年來，中國城鎮的絕對貧困人數和相對貧困人數均呈明顯的上升勢頭。
2.相對剝奪感比較強烈，并表現出一种“暈輪效應”
相對貧困与相對剝奪感之間有著高度的相關性。在相對貧困的基礎之上勢必會產生相對剝奪感，而相對剝奪感則會強化人們對于相對貧困的感受。具体到當今中國社會，中國貧困群体有著一种比較深切的相對剝奪意識，涉及面比較廣泛，而且，具有相對剝奪感的人數往往超過了實際的相對貧困人數，相對剝奪感表現出一种“暈輪效應”。尤其是在城市，這种情形更為明顯。1997年，在一項對全國53個城市2430戶城鎮居民“改革形勢与社會心理”定期問卷抽樣調查中，在公眾對1992年以來個人家庭生活的主觀感受方面，有36.8％的人認為家庭儲蓄有所下降，有25.8％的人認為家庭收入有所減少，有27.5％的人認為家庭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顯然，這种感受同人們的實際生活水准之間是有差距的。另有學者通過調查發現，相對剝奪感最為強烈的是城鎮几大主要職業群体：專業（）人員、國家一般干部、商業服務業人員、工人。
造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計划經濟体制的深遠影響。中國曾經長時期地實行計划經濟体制，平均主義嚴重。在城鎮，國家和單位對于職工的工作、生活几乎是一手包攬。如，單位往往具有一种准家族的色彩，單位對于職工所負的責任、承擔的義務過全，似乎是一個融生產和生活于一体的大宗族。從幼儿入托、少儿入學、子女就業，到養老；從住房、醫療，到婚喪，几乎是無所不包。隨著改革開放和建立市場經濟体制進程的推進，以往的那种“福利”体系在逐漸地趨于瓦解，但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卻沒有及時地建立起來。在這种社會背景下，中國的許多社會成員尤其是城鎮的職工往往缺乏一种自我生存意識与能力，缺乏一种競爭的意識与能力。因此，中國的社會成員對于相對貧困的感受尤為深切。從某种意義上講，中國的許多社會成員尤其是相對貧困者尚未充分享受到剛剛擺脫了絕對貧困的喜悅，便已開始感到了相對貧困之苦。其二，民眾社會生活層面上世俗化進程的過速推進。1978年以前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受极左思潮以及禁欲主義的影響，民眾的基本生活一直處在一种很低的水准。按可比价格計算，居民消費水平指數以1952年為100 ，到1978年僅增至177.
近20年來，民眾越來越注重日常的生活，其消費水平也得以大幅度提高。從社會成員的价值觀念來看，已改變了以往那种烏托邦式的行為取向，而代之以務實性的態度。但由于以前民眾消費受壓抑的時間過長、程度過深，因而人們在掙脫束縛之后出現了反彈衝動過度的現象，即人們往往是過于看重消費。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對于事關基本生計的事情難免特別敏感，對于相對貧困的感受也就難免特別深切。其三，社會焦慮。社會焦慮是指在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緊張的心理狀態。1979年以來的20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幅度之大、涉及面之廣，在這之前是難以想象的，而且，這种變化的勢頭与速率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將持續保持下去。社會巨大的、急劇的變動，意味著社會成員原來所熟悉的社會環境大規模、急劇的變動。對于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社會成員往往存在著一個抗拒、逐步認可、認同的复雜不安的心理歷程。再者，伴隨著開放進程的推進，國外發達國家在一個較高的經濟水准上對于中國社會起著示范效應，使得中國的大量社會成員容易形成一种高期望值。但由于現實條件的制約，這种高期望值難以兌現。凡此种种，使中國不少社會成員出現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態。人們往往無法預料自己將來的具体處境，對于未來往往容易怀有某种懼怕的心情。在這种情形之下，人們對于不利于自己正常生活狀態的事情，是极為敏感的。因此，在社會大變革的這一“大航船”上，社會成員對于相對貧困問題的感受自然也就特別敏感和深切了，從而造成相對貧困問題的“暈輪效應”。
3.貧困群体得到的几种社會支撐
在現階段，中國的貧困群体還無法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支撐。同經濟發展程度相比，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表現出一种明顯滯后的情形。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現有社會保障制度的重點是在退休職工的養老以及在職職工的福利方面，而失業保險制度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中最薄弱的部位。因此，中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尚無法有效地保証規模較大的貧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問題。雖然如此，中國的貧困群体仍然得到了其它一些因素的明顯支撐。
政府對于貧困群体的支撐作用最為明顯。從目前中國的政府、社會、個人這三級層面來看，社會層面較弱。就現代社會而言，一般是“大社會、小政府”，貧困問題在不小的程度上是靠社會予以解決或緩解的。中國的現代化程度較低，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以往“大政府、小社會”或“強政府、弱社會”的情形。從某种意義上講，在中國的現實生活里，實際上只存在著政府与個人這樣“兩級”層面，政府与個人各為一极，而缺乏健全的“社會層面”。而中國半個世紀來的社會制度，使得政府對于民眾几乎負有無限的責任。因此，在中國，對于貧困者的救助帶著十足的“政府行為”的色彩。應當承認，在特定的時期，政府有關扶貧与緩貧的行為是比較有效的。比如，近年來，中國農村中絕對貧困的人數的減少，主要便是受益于政府的反貧舉措。而目前諸如下崗工人的再就業、貧困者基本生活費的保障等問題，几乎都是靠政府出面予以解決的。人倫關系對于貧困群体也有著一定的支撐作用。受民族傳統的影響，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是一個人倫型的社會。親友之間的相互幫助是一件比較“正常”的事情，尤其是當一方親友遇到困難的時候。据上海的一項調查，在所問的294 名下崗職工中，有173 名回答說其家庭目前生活主要來源是依靠配偶的收入，有47名回答說是依靠父母、子女、親友的接濟。另据某省的部門調查，停產企業中有20％的職工靠親友接濟。還有一項容易被人們忽視的因素，這就是勞動者負擔系數的降低。由于計划生育政策的行之有效，近20年來中國的勞動者負擔系數呈明顯的下降趨勢。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無疑是已提前釋放了如今貧困群体所面臨的一部分壓力。每一農村勞動力負擔人數，1978年為2.53，1980年為2.26，1985年為1.74，1990年為1.64，1996年為1.55. 每一城鎮就業者負擔人數，1978年為2.06，1980年為1.77，1985年為1.81，1990年為1.77，1996年為1.72. 不應低估勞動者負擔人數同貧困問題之間的密切相關性。例如，1996年，中國城鎮平均每一就業者負擔人數，困難戶為2.17，最低收入戶為2.09，低收入戶為1.91，中等收入戶為1.69，高收入戶為1.58. 顯然，在勞動者收入大致差不多的情形下，勞動者的負擔人數狀況便成為影響家庭基本收入的一個重要變項因素。假如中國勞動者的負擔人數系數一直居高不下的話，那么，中國目前的貧困群体隊伍要更為龐大，而且，絕對貧困者的處境也要更為艱難。
4.整合性較弱
中國城鎮貧困群体成員從行業上看，多來源于紡織、煤炭、森林工業、軍工部門的部分虧損、雙停企業以及部分地區的政府机關；從地域上看，多在內陸地區、三線地區、計划体制控制嚴格的礦產和制造業產地；從文化素質上看，主要是由較低文化素質的職工构成。
從理論上講，城鎮貧困群体成員由于文化素質較低，因而其從眾心理較強；又由于行業、地域的相對集中，因而便于交流与相互感染；這一切再加上艱難的生活處境，城鎮貧困群体成員很容易形成一种強烈的認同感、歸屬感，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并進而演化成激烈的集体行為。但實際情況是，中國城鎮貧困群体成員雖然具有相同的意識，但就總体而言其整合性較弱，群体行為很難達到激烈的程度。
中國城鎮貧困群体成員的整合性之所以較弱，主要原因在于這一群体的穩定性較弱，流動性較強。比如，作為城鎮貧困群体中最重要組成部分的下崗工人，其進一步的去向往往是再就業。上海市實施再就業工程以來，至1997年5 月上旬，全市共有86万人次下崗，其中67万人得到安置，仍有25万人下崗待工。1997年，全國大約有630 万失業和下崗工人參加了轉崗、轉業培訓，450 万人實現了再就業，150 万人參与了生產自救活動。中國農村地區的貧困群体成員，由于居住區域的相對分散以及生產活動的相對封閉，因而其群体的整合程度不可能很強，除非万不得已，他們也不可能采取過激的群体行動。
四、中國貧困群体對于社會生活的影響
貧困群体的存在，對于中國社會造成了复雜而深遠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損傷了社會公正原則并降低了社會的整合程度在市場經濟社會，由于人們在能力、生產要素的擁有量以及勞動貢獻量諸方面存在著差別，因而造成社會成員、社會階層之間在社會財富分配方面的差异。應當說這是一种正常的現象。但是，這种差距不應過大，不宜超過一定的“度”，它應是以廣大社會成員都能夠普遍得到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益處為前提條件的。否則，便成為一种不公平的社會現象。
中國現階段規模較大的貧困群体的存在，嚴重地損傷了普遍受益這一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則。中國社會絕對貧困与相對貧困成員的存在，雖然從社會轉型的意義上講是不可避免的。但人數如此之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常因素所造成的。這就勢必會使許多社會成員產生一种相對剝奪感，并進而挫傷其勞動的積极性。“不平等及其加劇的趨勢成為對發展的限制与障礙的复合体。”
有必要注意的是，在維護普遍受益這一重要原則的同時，我們還應防止平均主義現象的出現。平均主義同樣是違背社會公正原則的。在貧困的社會土壤中，极易產生平均主義的觀念和行為。在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的特定時期，從某种意義上看，平均主義對于緩解由貧富差距過于懸殊而造成的社會緊張狀態具有某种暫時的有效作用。但是，平均主義是与時代趨勢相違背的，它与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畢竟是兩回事情。它同樣也不是以社會成員的能力、勞動貢獻量以及生產要素擁有量的具体情形來規定人們收入分配的。因此，平均主義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有著巨大的損傷作用。
無論是絕對貧困現象、相對剝奪現象，還是平均主義現象，均不利于社會的整合。絕對貧困者對于社會，或者是容易形成一种邊緣化的行為方式，或者是容易采取一种抵触性的態度；而相對貧困者對社會則更是容易持抵触性的態度。平均主義會使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失去勞動的積极性，會削弱對社會的責任心与信任感。這一切，均會降低社會的整合程度，使社會發展的社會層面動力有所減弱，并增大社會動蕩的可能性。
第二，限制了社會成員潛能的開發
社會成員潛能開發程度的高低，會對社會的活力產生不同的影響。貧困問題尤其是絕對貧困現象直接制約著社會成員潛能的開發。社會成員潛能開發的具体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成員各項需求的滿足狀況。這些需求包括生理、安全、歸屬、尊嚴和自我實現等多個方面。處在絕對貧困狀態中的社會成員，面對的是自身的生存危机，其生活的主要目標取向只能是限于滿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而無力顧及其他需求層面。在這种情形下，絕對貧困者的潛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開發。在中國社會，絕對貧困者數量的多少，直接影響到全社會潛能的開發程度。
第三，不利于民主化建設進程的推進
中國大量貧困群体成員的存在，不利于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就一般情形而言，絕對貧困者難以有效地介入民主化進程。從其基本的需求來看，他們所看重的是滿足基本的生存條件，很難產生主動參与社會事務的意愿和衝動（特殊條件下的社會動員和集群行為除外）；從其能力來看，由于長時期地缺乏教育，文化素質較低，而且又長時期地處在封閉的狀態，因而很難積极而有效地參与社會性的事務。与絕對貧困者有些不同的是，相對貧困者倒有可能產生某些主動參与社會事務的意愿和衝動。但是，我們稍加分析就會發現，中國現階段的許多相對貧困者還沒有同市場經濟相适應，他們所習慣的往往還是以前的平均主義。因此，相對貧困現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民主化進程的議題走樣。
第四，成為影響現代化模式的一個重要參數
中國究竟應該選擇哪一种現代化模式，這經常引起人們的爭論。從中國社會中存在著龐大的貧困群体隊伍這一現實情況來看，中國宜選擇漸進型的現代化模式，而不宜采取激進型的現代化模式。在現階段，中國貧困群体對于進一步改革的承受力是很有限的；他們對于政府的依賴程度較高；而且，大量貧困群体成員的存在，很容易引起社會的動蕩，這對于社會的整合与穩定也是极為不利的。鑒于此，選擇漸進型的現代化模式應當說是比較妥當的。
五、中國貧困群体面臨的進一步壓力
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和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國的貧困群体在不少方面有可能會面臨著更大、更多的壓力。
為了提高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能力，精簡机构和优化勞動者隊伍是一件必須完成的改革任務。目前，中國的机關事業單位机构龐大、人員臃腫的局面遠遠沒有改變，企業的閑置及半閑置人員大量存在。据估算，有2000万富余人員集中在國有單位。顯然，机构及勞動者隊伍的精簡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机關事業單位也將出現較大規模的分流、下崗的情形。這就意味著城鎮貧困群体成員人數有可能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
發展經濟學中的地區收入倒“U ”字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地區差异最終將趨于縮校中國經濟近20年來雖然發展很快，但目前仍處在發展的早期階段。由于歷史原因所造成的現有起點、地理位置所自然形成的區位优勢以及改革開放進行得較早等原因，使得東部与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出現了較大的差距；再加上勞動力、資金、技術、資源等受要素差异吸引而發生的由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的“回波效應”，又將使這种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下去。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區貧困群体所面臨的貧困問題尤其是相對貧困問題難以迅速消除，其相對貧困人數甚至有可能會明顯增加。
長期以來，与計划經濟体制相适應的福利住房制度已使國家無力繼續承受下去，因而住房制度的改革是必須的。但是，從短時期來看，住房制度的改革客觀上會加大城鎮居民在財產方面的差距。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相對收入差距而言，城鎮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同高收入者在財產方面的差距相對來說要小一些。造成這种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城鎮居民居住的“公房”尚未統計進去。隨著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市場化、商品化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便會實現。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是讓目前已占有公房的居民按照一定的標准將這些公房作价購買，使之成為自己的“私房”。應當說，這种房子的購買价是比較低廉的。問題在于，目前高收入者所擁有公房的平均面積一般來說要遠遠大于低收入者（許多貧困群体成員迄今還沒有公房可住），而且，許多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單位甚至通過种种渠道籌資建房或高价買進住房，爾后以低价出售給本單位的職工。數年后，這种通過房改而購買獲得的住房一旦進入房地產市場，其价格將遠遠高于人們現在購買所付出的成本。而住房在居民所擁有的家庭財產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伴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結束，中國城鎮居民之間在家庭財產方面的差距無疑會明顯增大，城鎮貧困群体成員的相對剝奪感很有可能會加深。
戶籍制度的松動有可能會對城鎮的貧困群体构成一定的壓力。同其他國家与地區相比，中國自建國以來對于戶籍一直采取非常嚴格的管理制度。這种制度設定嚴格的城鄉界限，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戶籍管理系統，農村居民一般來說難以改變自己的“戶口”身份。現在看來，這种戶籍制度具有明顯的先賦性成分，不符合社會公平的原則；而且，限制了正常的社會流動，妨礙了眾多社會成員自身潛能的開發，不符合效率的原則。顯然，這是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原則不相适應的。雖然出于社會穩定的考慮，目前不宜全面改變這一制度，但是作較大幅度的改革恐怕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戶籍制度的松動，將會導致大量的農村居民流入城鎮工作和定居。這在客觀上既會減少城鎮貧困群体成員就業的机會，也會增大同一聚集地貧困群体成員的密度，使得城鎮貧困群体成員壓力更大、心理更為緊張。
如何才能有效地緩解并最終解決中國貧困群体所面臨的种种問題，以保証中國社會的平穩、有效的發展？不少論者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對策方案。這里不擬重复，只想強調這樣几點：
其一，應當确保廣大社會成員包括貧困群体成員能夠不斷地從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獲得益處。這應是一切相關的對策方案應予遵循的原則。1978年以前的30年間，由于受計划經濟体制和禁欲主義的影響，中國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准一直維持在最低的限度內。隨著計划經濟体制向市場經濟体制的過渡、禁欲主義的瓦解以及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開始极為看重日常生活問題，中國社會成員生活消費的需求呈不斷增強的趨勢。任何使民眾生活水准有所下降的舉動均會招致廣泛的抵触。所以，在推進改革与發展進程的同時，必須注意使廣大社會成員包括貧困群体成員不斷地受益，至少應當盡可能地滿足社會成員尤其是貧困群体成員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其二，建立起系統的、規范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本應超前一步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以釋放社會成員所承擔的社會風險，增強社會成員尤其是貧困群体成員對于改革的承受力。應當承認，中國的社會保障狀況已明顯地滯后于改革与發展的進程。因此，目前在這一方面應增大投入，建构起完整的“社會安全网”，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以及社會优撫4 項制度。否則，對于貧困群体的救助仍會帶有臨時性的、隨机性的色彩。
其三，注意培育社會層面的力量。現在，政府對于扶貧解困問題包攬的事情過多，如救助、再就業等等，事無巨細地承擔一切。政府行為的過于泛化，實際上是降低了政府辦事的效率和做事的周密性。應當看到，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社會層面的各种因素在迅速發育，諸如社會中介組織、社區等事物將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所以，如果將一部分扶貧解困的事情交給社會層面去辦理，其效果可能會更好一些。
(自由网絡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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