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靜看待中日關系
無論是對，還是對日本而言，中日關系都是至關重要的雙邊關系。然而不幸的是，冷戰結束后，如同中美關系一樣，中日關系也是麻煩不斷，但是，相對而言，中日關系更加難以處理，究其原因就在于中日之間不僅有顯性摩擦，還有隱性摩擦，也就是有的學者所作的台上問題和台下問題之分。隱性問題大多是与情感有關的問題。這使得冷靜在中日關系處理中顯得尤為重要，否則，中日關系的走向可能會偏离國家利益這一主線。
我曾經在“中日不會發生第三次戰爭”一文中（見1月15日《聯合早報‧天下事》提出中日不會再戰。對于這一估計，主要依据是兩國不能再承受現代戰爭之重這一客觀事實，而非出于對中日兩國善意的樂觀臆測。地緣關系的特點和現代軍事技術的成就決定中日不會貿然再起戰事。但是，這樣一种和平只是一种冷和平。如何實現中日之間的真正和平？這也是受關注的問題。
在文中，我提到中日可參照德法模式實現和解。但是，這一看法也多有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無奈之舉，所以拙文指出在歷史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它最多只能是一個中策。在歷史問題遇到困難，我們倡導經濟先行，期盼經濟合作能夠起到黏合劑的功效。因為歸根到底，對歷史問題的認識還需要日本的自身覺悟（朱噷基語）。
德法關系的特殊性
德法關系自身屬性及其當時的外部環境与中日關系及其環境不盡相同，德法和解有其特殊性。一、德法互有侵略的歷史，這樣，兩國和解時的心態可能比較平靜和理性，不會有感情上的糾葛。兩國相互施加的災難沒有中日那樣懸殊。中國對日本的武力侵犯只有一次，而且并沒有進入日本本土。相反，日本對中國有多次侵略，不僅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有大量無辜民眾被殺害；二、具有共同的歐洲觀念、傳統；三、有共同的敵人，抵御蘇聯為主，擺脫美國控制次之。和解的過程也是對付共同敵人的過程；四、發展程度相近，能夠互尊。德法兩國在歐洲同屬一個發展階段的國家；五、德國的民族性与日本不同。德國能夠主動為二戰的罪孽作出真誠的道歉和賠償，而日本不盡然，做得很不夠。六、德法的發展態勢不同。二戰以后，德法的國際地位走勢基本上一致，都從世界一流大國下降為二流國家，都處在一個下跌的過程中。而中日兩國的情況有所區別，中國發展的過程大致是建國初期實力興起，文革時發展延緩，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又成為世界矚目的正在崛起的大國。日本先是快速重振經濟，以創造經濟奇跡的速度持續發展，但是，到了9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緩慢發展期。因此，中日兩國和解過程中還多了一個心態調整問題，即如何對待兩國實力對比改變的現實。
德法和解的特殊性隱含中日采取類似模式和解的艱巨性。這就需要中日兩國領導人更大的政治決心，更遠大的戰略眼光來處理兩國關系。
錯過有利時机
中日之間已經錯過了和解的一些有利時机，比如二戰參与者的一代已經陸續辭世，彌合兩國心靈裂痕的共同安全利益消失等等。所以，中日兩國不應該再錯過當前的机會。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升。改革開放以來，這一變化尤為明顯。但是，平心而論，中國在國際社會中仍多有不得意的時光，加上近代以降中國屈辱外交的記憶，中國民眾在看待國際事務時，經常有一种抗爭心態，認為中國受到欺侮，容易將感情因素過多的宣泄在外交事務的評判中去。這与中國的大國地位是不太相稱的。外交是妥協的藝術，外交中必然有爭執。對待國家間的糾紛要理性。日本在對華外交中有一些過分的作法，但將大多數中日國家間的正常的异議，全部歸結為日本對華不尊也有些過激，也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現。愛國激情是需要的，但是不該將其泛化。
不可否認，日本國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仍持有錯誤史觀。貴為首相的森喜朗都有數次“失言”，的确令人擔憂。但是，看待這一問題也要全面。錯誤史觀的形成原因眾多：有些是不愿正視自己的親人是侵略者這一事實；有些是被動的接受外來灌輸；有些是試圖美化日本陰暗的過去，為日本的擴張尋求理論依据。第三种人錯誤史觀极大部分是自覺形成的。這一部分人可能成為日本再次發動對外戰爭的鼓吹者。然而，慘痛的歷史教訓使得前兩類人可能并不贊同再起戰事。而這些人是占多數的。
日本對于侵略歷史的認識是讓人不放心的。日本政治的右傾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對日本的右翼勢力的動向保持警惕是應該的，不管是中國人，還是亞洲其他各國。不過，由此得出結論：中日會再起戰禍，可能是過于杞人憂天了。對日本抱有太多的戒心并非明智之舉。
有些讀者看了我的文章后，將我歸為對中日關系天真的樂觀派。實際上，對于中日關系的前景的看法，我比較認同“不悲觀，也不樂觀”一說。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研究生
(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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